三十五年，調中央後，房子隻住着他的兒子徐援朝。
這件事引起不少人的議論和不滿，特别是那幾個有資格取代這房子主人的人，高書記和閻市長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不好辦的是，徐克經常要回來，雖說中央有規定，完全可以收回去，但他是市裡的一位元老，是市裡所有幹部的老上級，硬做不大合适，于是它便成了一個必須解決，又暫時不能解決的問題。
這個地方是廈門路222号。
過去三位意大利人蓋起這花園别墅時，叫它利華别墅。
單憑住在這兒的兩戶人家，就不用懷疑廈門路222号的中心點的準确性。
二
清晨，整個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陽光透過淡淡的清新的霧氣，溫柔地噴灑在塵世萬物上，别有一番令人賞心悅目的感覺。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天享受到晨霧的清新，五點半鐘，這座城市隻有少數人在跑步，隻有花園裡才聚集着一些練功、習武、踢腿、甩胳膊的人，除此之外，就是至今不被人們所認識、看重，而又絕離不開的清潔工了。
而大部分人，在這個時候，還甜甜地沉睡在溫馨的夢鄉之中。
高伯年照例在這個時候起了床。
往日他刷完牙，就用一條幹毛巾使勁擦臉，直擦到面部辣辣的，紅透了才住手。
又拿起那把黃楊木梳梳頭，節奏均勻，懸腕有力。
一會兒的工夫，頭皮就和面頰一樣發熱了，從裡到外舒服極了。
然後他又輕輕梳幾下，把灰白的頭發向後攏順攏齊，蠻有風度的。
人到了這把年歲，能堅持住這種養生之道，注重儀表舉止也屬不易。
其實高伯年在四年前，對養生和儀表都是從不上心的。
他不吃魚、不吃蝦、不吃海參、不吃螃蟹。
甚至海帶、紫菜、蛤蜊、青蛙，凡是沾水的動植物，他一概拒食。
别說吃，聞一聞都會惡心。
老戰友說他是窮命，他的河北省老家是塊旱地，隻見得着井，看不到河，三十裡之外有條渠一樣寬的水溝子。
鄉親們輕易見不到水産，更别提吃它了。
他七歲那年吃到一次魚，是在東家的貓食盤裡偷出來的。
他躲在沒人的地方吞下去，腥腥的一股子臭味，嗆得他險些暈過去，接着無數根鋼針橫叉豎挑，紮在嗓子眼上，大咳、嘔吐、差點送了命。
從此他便聞水貨喪膽。
直到他當了局長，副市長乃至市長，市委書記，經常參加大小宴會，多高級的宴席都未扭轉他對水産品的憎惡，從不沾一筷。
醫生警告他，這種飲食态度，會使他缺乏碘、鉀、鈉、鎂等多種元素，他深信不疑，卻毫不在乎。
他不怕死，人前人後他經常說。
解放石家莊，他們營擔任攻堅任務，沖過去，他沖在最前面，他不怕死，所以子彈也避他。
“人連死都不怕，還怕缺碘嗎？”他笑着對醫生說。
這句話被人傳開了，久而久之，又被人淡忘了，誰知“文革”時，這話成為反動言論一百條中的一條，“人連死都不怕，還怕缺點嗎？”———一個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他對穿戴更不講究，進城後，始終一雙布底鞋，後來買不到了，隻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
他平生隻有過一雙皮鞋，那是去參加黨的八大時特地買的，為了顯得莊重些。
可在小組讨論時，他發現中央的領導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
第二天，他就脫下了硬邦邦的皮鞋。
從此再也沒有穿過，直到“文革”這雙鞋才有了它的用場，成了修正主義生活方式的物證，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這四年，高伯年似乎變了，變得連女兒都取笑他趕時髦。
首先，他加強了自身保健，閑的時候翻一翻醫書，他并非趕時髦，而是越來越覺得自己身體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來。
他開始注意儀表。
很多人說他老了，而他自己并不覺得老。
有好心人告訴他，這是因為他的服裝老式，人才顯得老的，他覺得有道理。
現在是改革時期，領導幹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于接受新事物。
高伯年來了個飛躍，這飛躍讓人感到吃驚。
他一貫的發型小平頭現改為小背頭。
一貫的中山裝換成了西裝，自從黨的總書記、國務院總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門，他就換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換下。
惟獨缺憾的是對“革履”仍不感興趣，他的腳無論如何不能适應皮鞋，服飾是為人服務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裡很靜，聽不到一點點噪音。
他做了一個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沖鼻腔，讓人頓時覺得，純淨的氧氣入腔，體内的濁氣排出，神清氣爽，心情舒暢。
他的樓前是一塊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
每天，他要在這兒練一練太極拳。
他的拳很不規範，還是在“文革”後期，他由牛棚榮升為“挂”着的公民時，跟花園裡的老頭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