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把寫着禁令的木牌挂在桅杆上。
禁令是以日文寫成的，由通事譯成漢語，念給船上的人聽，主要是關于天主教的事。
念完禁令就是辦入境手續，即檢查信牌、貨物單和花名冊。
連理文是在薩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冊上寫着他是從清國上船的。
貨物單是開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給薩摩的貨物，這就需要事先和島津當局商談交易數量——這也是連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證件之後，就是那個有名的“踩聖像”考驗，通過者才可上岸，但上岸後不能在街上随便走動。
荷蘭人在出島，中國人在唐人坊。
其實，元祿以前，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長崎是雜居的，這或許是因為中國人不太信天主教，幕府比較放心。
不過，這直接導緻了私人間的秘密交易。
再加上康熙帝對耶稣會采取寬容政策的消息傳到日本，幕府提高了警惕，開始關注中國人和天主教的關系。
唐人坊建于元祿二年(1689年)，位于長崎十善寺禦藥園地(幕府的藥草園)，面積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1坪約合3.3平方米（用于台灣地區）。
]，比荷蘭人居住的出島（不足四千坪）寬敞多了。
荷蘭人把出島稱作“遠東監獄”，因為他們一步也不能離開；中國人若要參拜寺院，在官吏陪同下，還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雖然外國人被圈在一個地方，但他們可以叫妓女進去，以解在異國的寂寞。
長崎丸山的妓女分為“掙荷蘭錢的”和“掙唐人錢的”。
海上航行艱苦勞累，要說有什麼愉快的事，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
“踩聖象”一結束，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悅的神色。
經常往來這條航線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有些船主甚至還有“長崎老婆”。
連理文興緻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
他是初次到長崎，自然沒有相好的女人，令他激動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
連哲文比連理文大兩歲，他已脫離家業，專心從事繪畫。
半年前，他從甯波乘坐以“鄭朗伯”的名義領取信牌的第一号唐船來到長崎。
原則上，商人、船主和水手隻能在長崎留居數月，然後乘原船返回。
但有的中國人是受長崎地方長官的非正式邀請而來的，他們可以長期居住，比如某些醫生、畫家、文人和僧侶。
據說哲文是因為聽了同行畫家的介紹才産生了來日本的念頭。
他畢竟是藝術家，喜歡四方雲遊。
他曾一度待在蘇州，但就連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難見到他。
“已經三年沒見面啦。
”在去往長崎的船上，理文扳指一算感歎起來。
他上就要三十歲了。
一想到年齡，腦中就會浮現亡妻的面容。
妻子面孔修長，身材苗條，到死都沒失掉孩子氣。
對，她長得很像正助。
在前往唐人坊的路上，理文終于發現了自己對正助懷有好感的原因。
在鹿兒島，他和正助的朋友也有來往，他們類型各不相同，比如一個叫西鄉吉之助（西鄉隆盛）的青年，身材魁梧，性情穩重。
理文雖覺得他是個有為青年，但總覺得不如正助親切。
跟正助分别時，理文曾把魏源的《海國圖志》送給他。
正助翻看了幾頁，低聲道：“我想讓吉之助也看看。
”《海國圖志》是鴉片戰争後不久，魏源根據林則徐提供的資料所寫成的。
在書中，魏源叙述了世界形勢，并主張中國必須推進近代化。
确實應該讓西鄉吉之助這樣的青年讀讀這本書，不過理文隻想到了要送給大久保，而沒想到西鄉。
唐人坊亦稱“唐人館”，中國人也稱其為“華館”，境内稱為“館内”，直到現在日本還留着“館内街”的地名。
華館四周圍着七尺[中國1尺約為33厘米。
日本江戶時代1尺等于18.89厘米，7尺等于1.3223米。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1尺等于30.3厘米，7尺等于2.121米。
]多高的磚牆，牆外掘出六尺深、六尺寬的壕溝。
華館的大門被稱為“一門”，裡面有官吏值班室和交易所，跨進“二門”才是被稱為“唐人本部屋”的居住區。
已有三艘唐船進入長崎，館内居住着有四五百名中國人。
二門旁站着二十來名同胞，大概是來接人的。
理文以為哥哥會在裡面，但看了一眼發現沒有，正準備往前走，忽然聽到有人叫他。
“喂！在這兒！在這兒……理文，你發什麼呆呀！”
理文順着聲音再次看向二門旁。
“啊，三哥！”他驚詫地睜大了眼睛。
從人群中走出來的正是哲文。
理文剛才沒有認出他是有原因的——哲文發型變了。
清代的中國人都是剃去前半個腦袋上的頭發，将後半個腦袋上的頭發梳成辮子，像理文這樣在日本待了近一年的人，大多會用頭巾遮住腦袋。
而哲文卻蓄了滿頭黑發。
理文不覺從側面瞅了瞅，哥哥腦後已沒了辮子。
“你腦袋怎麼啦？”
梳辮子是滿族風俗。
滿族統治中國後，将自己的風俗強加給漢族。
這種強制非常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