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泥于舊風陋俗的人，沒有必要向他們說明你的意圖。
所以習俗随時勢而變，而禮法和這一變化了的習俗相統一，這才是聖人治國的根本原則啊!接到國家的政令就馬上行動，遵守法制而抛棄個人私念，這才是老百姓的天職。
真正有學問的人能聽從意見而改變觀點，真正通曉禮法的人能跟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因此為自己着想的人不會兼顧他人，要改變時勢就不能完全效法古代，您就放心吧!”
趙造也去勸谏趙武靈王，他說：“不竭盡忠心，知而不言，這是奸臣一樣的行為；為了私利去欺騙君主，這是有損于國家的做法。
犯了奸佞罪的人處以死刑，危害國家的人誅滅宗族。
這兩點是上古聖王制定的刑法，也是作臣子的人所犯的最重的罪。
我雖然愚笨，但願盡自己的忠心，絕不逃避死亡。
”武靈王說：“毫不保留地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加任何隐諱，這就是忠臣；不阻塞言路，虛心接受意見，這就叫明主。
忠臣不畏懼危險，明主不拒絕臣子發表意見，您就坦然地說吧!”
趙造說：“我聽說過，聖賢之人不去變更民衆的習俗而去教化他們，聰明的人不改變習俗而治理國家。
根據民意進行教化，不費多大力氣就能收到成效；根據不同的習俗治理國家，考慮問題簡捷方便，做起來容易見到效果。
現在大王您改變原來的服飾而不遵循習俗，改穿胡服而不顧世人的議論，這不是按照禮儀法則教化民衆的方式。
而且穿着奇裝異服，會使人心思不正，習俗怪僻會擾亂民心。
所以做國君的人不應去接受奇異怪僻的衣服，中原地區的人民不應效法蠻夷的生活方式，這不是按禮法要求來教化百姓的途徑。
況且遵循以往的法令不會出差錯，按照舊有的禮節行事就不會生出邪念。
我希望大王慎重考慮這件事情。
”武靈王說：“自古至今，習俗都不同，我們要效法哪一個時候的呢？帝王的禮法也不是世代相承的，我們要遵循誰的禮法呢？伏羲和神農，對民衆隻是進行教化，而不誅殺；黃帝、堯、舜，雖然有了死刑，但并不誅連妻子兒女。
到了夏、商、周三代聖王時，就觀察當時的形勢來建立法制，根據具體情況來制定禮俗。
法度、政令都因時制宜，衣服器用都方便使用。
所以治理國家不一定要走同一條路，隻要對國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
聖人的出現，不是因為互相承襲才統治天下的；夏朝和殷朝的衰亡，不會因為改變禮法而不滅亡。
這樣說來，不沿襲古法，不一定就要斥責，謹守舊禮陋俗也未必值得稱贊。
再說，如果服飾奇異就會使人心思不正的話，那麼最遵守禮法的鄒國和魯國就不會有行為怪僻的人了；如果習俗怪僻就會使民衆變壞的話，那麼吳、越地區就不會出現出類拔萃的人才了。
所以說聖人把便于穿着的叫衣服，把方便行事的就叫教化。
行為舉止上的一些禮節，服飾上的規定，隻是用來讓普通百姓取得一緻，而不是用來衡量賢明與否的。
因此，聖明的人能适應任何習俗，有才能的人能緊随時勢的變化。
有句諺語說：’按照書本來駕車的人，就不能充分發揮馬的實際能力；采用古代的禮法來治理當今的國家，就不能符合當今社會的實際。
’所以，遵循現成的制度建立的功業不可能超過當世，效法古人的作法，就不能夠管理好現在的國家。
您還是不要反對吧。
”
【評析】
“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
與曆史上的任何變法者一樣，趙武靈王遭遇到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保守隻在于人們的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和對未來的不安全感，大多數人願意處在現實的安全狀态之中，而對那些改變、破壞現有格局的人物必定非常的厭惡和痛恨。
英雄之異于常人，在于克服了人們的這種短視和惰性，看到了未來的機遇和危機，高瞻遠矚、謀求未來的安全和發展。
所以作為英雄，是“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類型的人物。
如果安于現狀、思維和行動受外界環境之制約，那麼也就隻能淪為庸衆而不自拔、與英雄豪傑無涉了。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趙武靈王不僅有雄才大略，而且口才出衆、雄辯滔滔、善于析事明理。
就如何看待禮法，他提出禮法的目的隻是“利其民而厚其國”，古代聖人隻是“因其事而制禮”，他向那些反對派指出任何禮法都是特定曆史條件的産物，沒有亘古不變的禮法。
禮法的作用也是有條件的，因而也是有限的。
“鄉異而用變”“事異而處易”，禮法有必要随着時代的變化發展而改變。
趙武靈王不僅闡明了針對禮法的道理和原則，而且通過對形勢的分析，指出變法的迫切性。
他首先闡明趙國的周邊形勢和周邊國家軍事力量的特點，然後闡述趙國面對這些國際形勢的應對策略，讓人覺得以趙國當時的狀況是難以應付複雜的軍事鬥争形勢的，因而自然而然地産生了必須變革禮法、改革軍制的願望，這樣，“胡服騎射”的變革觀念也就自然地進入到聽者的頭腦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