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諱聖量，字印光，别号常慚愧僧，陝西郃陽趙氏子。
幼随兄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和韓歐辟佛之議。
後病困數載，始悟前非，頓革先心⑴。
出世緣熟，年二十一，即投終南山南五台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剃染⑵，時清光緒七年辛巳歲也。
明年于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
師生六月即病目，幾喪明，後雖愈，而目力已損，稍發紅，即不能視物。
受具時，以師善書，凡戒期中所有寫法事宜，悉令代作。
寫字過多，目發紅如血灌。
幸師先于湖北蓮華寺充照客時，于曬經次，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而知念佛往生淨土法門，乃即生了脫生死之要道。
因此目病，乃悟身為苦本，即于閑時專念佛号，夜衆睡後，複起坐念佛。
即寫字時，亦心不離佛。
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持，及寫事竟，而目亦全愈。
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白行化他一以淨土為歸，即造端⑶于斯也。
師修淨土，久而彌笃⑷。
聞紅螺山資福寺，為專修淨土道場，遂于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戌）辭師前往。
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⑸，而淨業大進。
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台，畢，仍回資福。
曆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
三載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矣。
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龍泉寺為行堂。
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圓廣寺。
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檢閱料理，相助乏人。
衆以師作事精慎，進之。
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即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樓。
寺衆見師勵志精修，鹹深欽佩，而師欲然⑹不自足也。
二十三年丁酉夏，寺衆一再堅請講經，辭不獲已，乃為講《彌陀便蒙鈔》一座。
畢，即于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而學行倍進。
出關後，由了餘和尚與真達等，特創慧蓮篷供養，與谛閑法師，先後居之。
未幾，仍迎歸法雨。
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谛老為溫州頭陀寺請藏，又請入都，助理一切。
事畢南旋，仍住法雨經樓。
師出家三十餘年，終清之世，始終韬晦⑴，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
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
民國紀元，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取師文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
人雖不知為誰，而文字般若，已足引發讀者善根。
逮⑵民六年（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師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
七年（五十八歲）搜得師文二十餘篇，印于北京，題曰《印光法師文鈔》。
八年（五十九歲）複搜得師文，再印續編，繼合初續為一。
九、十兩年，複有增益，乃先後鉛鑄于商務印書館，木刻于揚州藏經院。
十一至十五年間，疊次增廣，複于中華書局印行，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
夫文以載道⑶，師之文鈔流通，而師之道化，遂滂浃⑷于海内。
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皆言言見谛，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發揮禅淨奧妙，抉擇其間難易，實有發前人未發處。
徐氏跋雲：“大法陵夷⑸，于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于是乎在。
”又雲：“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曆，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
可謂善識法要，竭忱傾仰者矣。
”當初徐居士持書奉母，躬詣普陀，竭誠禮觐，懇求攝受，皈依座下。
師猶堅持不許，指徐母子往甯波觀宗寺皈依谛公。
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懇求，必請收為弟子。
師觀察時機，理難再卻，遂為各賜法名。
此為師許人皈依之始，而文鈔亦實為之緣起也。
師之為文，不獨佛理精邃，即格緻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儒門經世之道，不背于淨業三福者，亦必發揮盡緻，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⑴，人争請讀。
由是而慕師道德，渴望列于門牆之善男信女，日益衆多。
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
或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
此二十餘年來，皈依師座之人，實不可以數計。
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難枚舉。
然則師之以文字攝化衆生，利益世間，有不可思議者矣。
師之耳提面命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