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教化作為立國之本，沒有達到最崇高的政治境界，沒有健全禮儀制度，沒有使人心悅誠服；但他們注重方法策略，注意使民衆有勞有逸，認真積蓄，加強戰備，像牙齒齧合那樣君臣上下互相信任配合，因而天下也就沒有人敢抵擋他們了。
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阖闾、越王勾踐，這些人都處在偏僻落後的國家，他們的威勢卻震動天下，他們的強盛危及中原各國，這沒有别的緣故，就是因為他們取得了信用啊。
這就是我所說的把信用确立了就能稱霸諸侯。
摯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内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
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
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
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闵、薛公是也。
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
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
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譯文】
領導全國人民去提倡功利，不緻力于伸張那道義、成就那信用，唯利是圖，對内則肆無忌憚地欺詐他的人民以追求小利，對外則毫無顧忌地欺騙他的盟國以追求大利，在内不好好管理自己已有的土地财富，卻常常想取得别人所擁有的土地财富。
像這樣，那麼臣下、百姓就沒有不用欺詐的用心去對待君主的了。
君主欺詐臣民，臣民欺詐君主，這就是上下離心離德。
像這樣，那麼敵國就會輕視他，盟國就會懷疑他，即使權術謀略天天在搞，而國家也免不了危險削弱，到了極點，國家就滅亡了，齊闵王、孟嘗君就是這樣。
他們在強大的齊國執政，不是用手中的權力去修明禮義，不因此而把政治教化作為立國之本，不憑借它來統一天下，而是接連不斷地經常把勾結拉攏别國、馳騁于外國作為自己的要務。
所以他們強大的時候，南能攻破楚國，西能使秦國屈服，北能打敗燕國，中能攻占宋國；但等到燕國、趙國起來進攻他們的時候，就像摧枯拉朽一樣，闵王便身死國亡了，成為天下的奇恥大辱，後代的人談起惡人，就一定要提到他。
這并沒有其他的緣故，是因為他們不遵循禮義而專搞權術陰謀啊。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譯文】
這三種情況，是英明的君主要謹慎選擇的，也是講究仁德的人一定要弄明白的。
善于選擇的，就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選擇的，别人就會制服他。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危塞則亡。
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譯文】
國家，是天下最大的器具，是沉重的擔子，不可不好好地為它選擇個地方然後再安置它，如果把它放在險惡的地方就危險了；不可不好好地為它選擇條道路然後引導它前進，如果道路上雜草叢生就會被堵住；危險、受阻，國家就會滅亡。
那國家的安置問題，并不是指給它立好疆界，而是指遵行什麼辦法、與什麼人一起來治國。
所以遵行王者的辦法，與那奉行王道的大臣治理國家，也就能稱王于天下；遵行霸者的辦法，與那奉行霸道的大臣治理國家，也就能稱霸于諸侯，遵行使國家滅亡的辦法，與那奉行亡國之道的大臣去治理國家，也就會滅亡。
這三種情況，是英明的君主要謹慎選擇的，也是講究仁德的人一定要弄明白的。
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
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
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
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
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
【譯文】
國家，是個沉重的擔子，不依靠長期積累起來的管理辦法去扶持它，它就要垮掉。
所以，國家雖然是每一代都在更新的東西，但這不過是一種具有繼承性的更替；這種更替，并不是一種根本性的管理辦法的改變，它不過是改變了貴族階層的等級地位因而改變了他們的佩玉和步行要求罷了。
日子短促得就像一個早上，人生短暫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