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王所相同的政治措施，也是禮制法度的關鍵。
這些做到以後，農民就分得田地去耕種，商人就分取貨物去販賣，各種工匠分配一定的工作去用力，士大夫分任一定的職務去處理政事，諸侯國的國君分封一定的領土去守衛，三公統管各個方面來商議，那麼天子隻要讓自己拱着手就是了。
朝廷外面如此、朝廷内部如此，天下就沒有人不協調一緻，就沒有什麼不治理得好好的，這是曆代聖王共同的政治原則，也是禮制法度的要領。
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于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于大君子之前。
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
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
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
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百人者，說無之有也。
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
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
卑者五伯，齊桓公閨門之内，縣樂、奢泰、遊抏之修，于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
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
舍是而孰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
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
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
【譯文】
至于那連續幾天把政事治理妥當，合理地調節萬物來使它們适用，使各級官吏穿的衣服有一定的規格、住的房子有一定的标準、役使的仆從有一定的編制、喪葬祭祀器械用具都有和等級相适合的規定，把這種做法貫徹到各種事情中去，諸如尺寸尋丈之類的标準，無一不是遵循了法度然後才加以施行，這些都是政府官員和供役使的官吏所做的事，不值得在偉大的君主面前數說。
那統治人民的君主，如果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準則完全得當，所任用的總管各種事務的宰相是真正有仁德的人，那麼他就會自身安逸而國家安定，功績偉大而名聲美好，高一點的可以稱王天下，低一點的也可以稱霸諸侯；如果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準則不得當，所任用的總管各種事務的宰相不是具有仁德的人，那麼他就會自身勞累而國家混亂，全功盡棄而聲名狼藉，國家一定會危險；這是當君主的關鍵啊。
所以，能恰當地任用一個人，那麼天下就能取得；不能恰當地任用一個人，那麼國家就會危險。
不能恰當地任用一個人而能恰當地任用一千個人、一百個人，在理論上是沒有這種事情的。
既然能恰當地任用一個人，那麼他本身又有什麼勞累的事要做呢？隻要穿着長袍無所事事而天下就能平定了。
所以商湯任用了伊尹，周文王任用了呂尚，周武王任用了召公，周成王任用了周公旦。
功德低一點的是五霸，齊桓公在宮門之内懸挂樂器、奢侈放縱，遊蕩玩耍，但在天下他并沒有被說成是講求享樂，相反地他還多次會合諸侯，使天下歸于一緻而恢複了正道，成為五霸中的第一個，這也沒有其他的緣故，而是因為他懂得把政事全部交給管仲，這就是當君主的重要守則啊。
聰明的君主容易做到這一點，所以能造成強大的實力而功業名望極大，除了這個還有什麼值得去做呢？所以古代的人，凡是有偉大的功業名望的，一定是遵行了這一點；凡是喪失了自己的國家，危害到他本人的，一定是違反了這一點。
所以孔子說：“智者的知識，本來已經很多了，又因為管的事很少，能不明察嗎？蠢人的知識，本來已經很少了，又因為管的事很多，能不惑亂嗎？”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
所聞所見誠以齊矣。
則雖幽閑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征也。
【譯文】
治理得好的國家，名分已經确定以後，那麼君主宰相大臣百官就各自謹守自己應該聽見的東西，不緻力于打聽自己不應該聽見的東西；各自謹守自己應該看見的東西，不緻力于察看自己不應該看見的東西。
君主宰相大臣百官的所見所聞，如果真正和各自的名分一緻了，那麼即使是那些幽遠閉塞隐蔽偏僻的地方，百姓中也沒有人敢不嚴守本分、遵守制度、用禮來順服他們的君主，這是治理得好的國家的标志。
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
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
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