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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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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樸質的男人吧!“這男人未免太過無聊,怎麼不選擇更風趣體面的男人呢?這樣才能過更有趣的一生呀!”同僚的妓女們這麼規勸她。

    但是梁紅玉依然是選擇與這個男人共度充滿亂濤的一生…… 就這樣,韓世忠夫婦在建炎四年(四元一一三O年)建立了他們最偉大的武勳,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黃天蕩之戰”。

    這年,韓世忠四十二歲,梁紅玉三十三歲,子溫則為三歲。

     這一年也可說是宋朝的存亡之際,四太子宗弼領着金軍十二萬騎,渡過長江直擊杭州臨安府。

     “在今年把宋滅了之後,我們女真族就統一天下了!” 宗弼不可一世的氣焰,在宋的國土上造成了一陣恐慌。

     “四太子來了!” 其中最害怕的就是高宗皇帝,當金軍來襲時,他立刻舍了杭州往南逃逸,甚至還一度舍棄了陸地逃到海上。

    掠劫了各地的宗弼,最後終于放棄了把高宗帶隊歸回,宋的天子也才能夠回歸首都。

     這時的宗弼是金國的都元帥。

     都元帥的“都”.指的不是“京都”,而是和“全”、“總”同意。

    都元帥為帝國軍的最高司令官,也就是擔當軍事的宰相,在宋是叫做樞密使。

     宗弼共有三位兄長:大太子宗幹、二太子宗望、和三太子宗輔,另外還有一位弟弟宗峻,五名兄弟的生母皆不相同。

    大哥宗幹長于政治,所以擔任國論勃極烈,亦即宰相一職,在内政和外交上皆有很大的功績;弟弟宗峻由于母親身份較高而成為太祖的嫡子,隻是年紀輕輕就死了;至于三哥宗輔,大約是生于西元一O九六年,這是根據宗弼和宗望的年齡所推出來的。

     和宗弼最要好的。

    就是二哥宗望。

    他們兩人都是悍将,用兵之果敢神速無人能比。

    宗弼年輕的時候,就以宗望副将的身份上戰場,他十三歲的時候,曾經因為落單而以單騎打倒了遼軍的八騎。

    後來才被随後趕來的宗望救出重圍。

     離開戰場的宗望,對于成為階下國的徽宗和欽宗寄予同情,本來他是想在和約成立之時放他們回去的,可惜宗望英年早逝。

     預知自己死期将至的宗望,曾将弟弟宗弼叫至枕邊,交代了以下的遺言: “宋朝必将再度恢複勢力,我軍目前雖然節節勝利,但尚未有支配大陸全體之力量,不要擴大無益的戰線,應保住黃河以為兩國的境界。

    ” 曾經滅了遼國、破了西夏、又擊敗了宋國的宗望,在宋建炎元年(西元一一二七年)夏天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宗望享年不明,但應是三十出頭的年紀才是。

    他的死,不但是金的一大損失,對徽宗和欽宗也是不幸之事。

    宗望死後,在金的陣營當中,就再沒有主張将而皇帝送回宋國的聲音了!也因此,宗弼就帶了大軍,性急地渡過了長江。

     ※※※ 另一方面,迎擊宗弼的宋軍又是怎樣的一個狀況呢? 當時,嶽飛的軍隊稱為嶽家軍、韓世忠的軍隊稱為韓家軍,兵士們透過嶽飛和韓世忠對朝廷效忠,而兵士們的俸給和恩賞,則都是主将發落的。

    當時南宋的官軍可說是傭兵部隊的集合體,它們的前身都是原來抗金的義勇軍。

     對于那些從科舉出身的文官們來說,他們可說是相當憎惡這個事實的。

    然而,他們又指揮不了那些拿武器的士兵,宋的命運依然落在武将的身上。

    像韓世志和張俊這種沒有學問的人,竟可擁有和宰相匹敵的力量,想到這裡就令這些文官們生氣。

    而當有學問的嶽飛以“愛錢比愛國更重的文官們”來批判他們時,就更是令人七竅生煙了。

     嶽飛既年輕,又富有才能和學識,自然是充滿了自信和霸氣。

    欣賞他的人,自然信賴他;對他不懷好意的人,老是覺得他很危險!高宗身邊的大臣們多屬于後者。

     嶽飛沒有明哲保身的觀念,因為他自認行事光明正大;也許是他的才能和自信太過,在批判他人的缺點或失敗時總是不留情面,于是自然受到孤立。

     但并非隻有嶽飛一人如此,其他的将軍們也是互相嫌惡、憎恨的。

     這樣子的傭兵部隊,在其他時代也許相當異常,但在宋代,這卻是現實,張俊就是一個惡例…… 某次,張俊的部下仗着主将的權勢,竟侵人勇将劉倚的陣營搗亂放火,無法無天。

    隻不過劉倚不吃這一套,他将這些人全依軍律斬首,合計共十六名。

    其他的人逃至張俊那兒告狀,于是他跑到劉倚陣中興師問罪: “我特到此地宣撫,為何斬殺我的部下?” “是您的部下嗎?這沒有關系,我隻是依照軍律将無法之徒處斬而已,還是說……這些家夥根本是受了您的命令呢?” “說這什麼話,小子!” 接着,兩人忿而拔劍相向,幸好周圍的人極力阻止,才沒造成同門操戈的鬧劇。

    像這樣的例子,張俊應該負極大的責任。

    其後張俊因憎惡嶽飛,更加入了秦桧的陰謀。

    至于劉倚,後來雖因得罪秦桧而左遷為邊境的知事,但因讨伐盜賊集團及行政公正而獲民衆敬慕,被敬稱為“劉三相公”。

     另一位和劉倚同姓的将軍劉光世則問題多多,他和張俊一樣利用戰争自肥,隻不過,他沒有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害别人,尚不能說是惡人。

    《宋史·劉光世傳》就評論他是“律己不嚴、馭軍無法”。

    不過,他倒是在高宗皇帝面前大言不慚: “臣為國家盡力,後世的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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