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聲嘶力竭的“中國好聲音”，不待見低吟慢唱。
而所有的酒吧為了拉客，往死裡拼音量。
沒人是來消費音樂的，音樂在麗江的酒吧街不過是一塊塊桌布，用來鋪上各色洋酒、各種杯盞，以及各種黑絲大腿和各種裝逼、各種吹牛。
在這塊桌布上情欲是王道，連桌布本身都是浸漬着荷爾蒙的，歌手會在演唱的間隙不遺餘力地撮合單身男女們，順水推舟的女人們矜持地笑着，我見過她們錢包夾層中偶露峥嵘的避孕套。
每個酒吧門前都站着盛裝民族服飾的年輕小MM：“大哥找豔遇不，大哥來吧，我們家的漂亮妹子最多……”觸目驚心的納西普通話，撩人得很，意志稍不堅定，腳步就會偏移方向。
我始終覺得麗江酒吧街的酒吧不能稱之為酒吧，那些鑼鼓喧天的酒吧，比大多數城市的夜場都要來得熱鬧和浮躁。
相比之下，北京後海銀錠橋和當年三裡屯酒吧街是那麼的純潔。
現在想想，在這樣的地方想靠清淡的民謠謀生，無異于腌臜處種蓮花，唉，喂牛牡丹反被踹，大軍的選擇本就是一種活該。
于是，大軍重新回歸街頭。
破屋偏逢連夜雨，街頭的生意開始難做了。
自打麗江古城開收古城維護費的那天起，城管執法的力度驟然增強。
流浪歌手被當成非法流動經營者，每天被攆得狼奔豕走。
對策也迅速出現了，誕生了一個新的崗位，專門負責望風，一見制服出現，立馬風緊扯呼、暗語相贈。
畢竟道高一丈，人家執法隊員換了便服，夾在聽歌的人群中鼓掌，還蹲下來問問碟片的價位，然後笑笑地抓住吉他：“不好意思兄弟，琴沒收了。
”
就這樣，出現了流浪歌手和城管執法隊員之間的激烈對抗，半年的時間連着發生了好幾起流血沖突。
一把吉他往往意味着一個流浪歌手的全部身家，願意為此拼命的，大有人在。
大軍也被數次沒收過吉他，我目睹過一回，據說那是一把跟了他十年的吉他，他和旁人不一樣，完全不反抗，低着頭收納碟片、口琴、搖鈴，臉上一抹笑，逆來順受的一抹笑。
被同行欺辱，被遊人輕蔑，被制服制裁，他永遠是淡定相對，這幾乎讓我以為他是個有信仰的人。
我不想賣碟了。
于我而言，在麗江賣唱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并非真的要靠幾張CD來維系生活。
世道艱辛，謀生不易，再和大軍賣唱的時候，實在是不忍心把自己的碟片擺出來。
我多賣一張，無形中等同他就少賣一張。
但他不肯，每每堅持兩張專輯并排放在面前，有人要買他就說是兩張一套，一套一百元。
問津者往往嫌貴，問隻買一張可不可以，他就力推我的碟，還替我唱專輯中的歌。
他那時并不知曉我其他的職業身份，我每每尴尬萬分地接過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從未有求于我，隻是用一種最樸素的江湖道義來處世：哪怕讓自己唯一的謀生手段打折，也要兼顧兄弟的溫飽。
後來，他知曉了我的根底兒後，依舊是賣唱時力推我的碟片。
我說，我不缺這個錢啊。
他說，你開銷一定很大，掙點兒錢換張返程的機票也是好的哦……
這都不是錢不錢的事，我知道，這些年他隻是習慣了如此待我。
行文至此駐筆片刻，感慨良多。
江湖十年燈，搖搖曳曳，映照過不少人情練達、世态炎涼。
這條路上，同行者良莠皆存，秉俠義古風者于其中不過二三子，大軍是其中一人。
于情，他是個兄弟，于義，他算一位落拓街頭的君子。
我是個好交朋友的人，号碼簿裡一度幾千張名片，我也是個酷愛折騰的人，十年來大起大落，風光過，落拓過，經曆過幾次巅峰和低谷，也經曆過幾次生死。
起起伏伏間的倥偬，翻翻手機，屢屢發現能打個電話聊聊心事的人其實并沒有想象中那麼多。
33歲後，在給自己的朋友圈子做加法時，我開始越來越謹慎。
該做做減法了。
篩盤搖來搖去，留下的才會是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