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時，家長去公社落戶口，可以領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兩斤豆油。
生了雙胞胎的可以獲得加倍的獎勵。
家長們看着那些金黃色的豆油，撚着散發出油墨香氣的布票，一個個眼睛潮濕，心懷感激。
還是新社會好啊！生了孩子還給東西，我母親說：國家缺人呢，國家等着用人呢，國家珍貴人呢。
人民群衆心懷感激的同時，都暗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多生孩子，報答國家的恩情。
公社糧庫保管員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學肖下唇的母親——已經給肖下唇生了三個妹妹，最小的那個還沒斷奶，肚子又鼓了起來。
我放牛回來時，經常看到肖上唇騎着一輛破自行車從小橋上經過。
他身體胖大，自行車不堪重負，發出吱吱扭扭的聲音。
經常有村裡人開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紀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為國家造人嘛，必須不辭勞苦！
1965年底，急劇增長的人口，讓上頭感到了壓力。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計劃生育高潮掀了起來。
政府提出口号：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縣電影隊下來放電影時，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燈片普及計劃生育知識。
當銀幕上出現那些男女生殖器的誇張圖形時，黑暗中的觀衆發出一陣陣怪叫和狂笑。
我們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輕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
這樣的避孕宣傳簡直就像催生的春藥，縣劇團組織了十幾個小分隊，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戲《半邊天》，批判重男輕女思想。
此時姑姑已是公社衛生院婦産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公社黨委書記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實際上是我們公社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者、組織者，同時也是實施者。
姑姑那時身體略有發胖，那口令人羨慕的白牙也因無暇刷洗而發黃。
她的聲音嘶啞，有了幾分男人嗓，我們經常能在高音喇叭裡聽到她的講話。
姑姑的講話大多是以這樣幾句話開場：敲鑼賣糖，各幹一行。
幹什麼吆喝什麼。
三句話不離本行。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計劃生育……
那段時間裡，姑姑的群衆威信有所下降，連我們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們也開始說她的壞話。
盡管姑姑不遺餘力地狠抓計劃生育，但收效甚微，老鄉們根本不接茬。
縣劇團到我們村演出，當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時，王肝的爹王腳在台下高聲叫罵：放屁！都一樣？誰敢說都一樣？！——台下群衆群起響應，胡吵鬧，亂嚷叫。
磚頭瓦片，齊齊地扔到台上。
演員抱頭鼠竄。
王腳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勁兒，野性發作，分開衆人，跳上舞台，前仰後合，指手畫腳，發表演說：你們管天管地，還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