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他的臉已經腫得像一隻足球了。
救護車後門被迅速打開，擔架放下來，傳到了搶救小組的手中。
醫學顧問卡爾·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醫生：一位麻醉師，兩位初級醫生；另外還有三名護士。
他們圍住擔架，把傷員（仍躺在擔架上）轉移到他們自己的擔架車上推走了。
“擔架要還給我。
”急救員喊道，但沒人理他。
他不得不第二天再來取回擔架。
警察也跳下車來。
“我應該去哪裡？”他問道。
“去那裡，”急救員說，“但别擋路。
”
警員順從地點點頭，從旋轉門進去了。
他仍想着能從傷員這裡得到口供，但他唯一聽到的話來自一位高級護士。
“坐在這裡，”她說，“别礙事。
”
不到半個小時，天堂路已是人聲鼎沸。
在當地被稱為“多佛爾監獄”的多佛爾街警署派來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負責偵查工作。
案發現場的街道兩頭已經被條紋帶隔離開來，十幾名警察在那裡忙碌，集中查訪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層公寓。
案發現場對面的公寓樓尤其受重視，因為如果從那裡朝下看，也許能看到犯罪的全過程，但這工作收效甚微。
老百姓的反應從真誠的抱歉到斷然否認和勃然大怒。
挨家挨戶敲門查詢的工作還在繼續。
那位督察很快便緻電刑事調查局的同級警官，因為這顯然是偵緝人員的工作了。
在“多佛爾監獄”，正在食堂裡悠閑地喝茶飲酒的傑克·伯恩斯偵緝督察被艾倫·帕菲特偵緝警司叫去，艾倫要求他接手天堂路的搶劫案。
傑克聲稱正在處理一系列竊車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
他的申訴沒有成功。
人手緊張，沒有辦法。
八月，讨厭的度假月份，他很不高興地離開了。
他與搭檔盧克·斯金納偵緝警長差不多和警方搜查顧問同時抵達現場。
警方搜查顧問團隊從事的是一份極不愉快的工作。
他們身穿厚厚的連體工作服，戴着防護手套，任務是在犯罪現場尋找線索。
但線索通常不是馬上就能找到的，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裝袋，之後再去分揀、辨認。
這工作又髒又累，還得手腳并用，在一些令人讨厭的場所爬着進行。
青林園就不是一個讨人喜歡的地方。
“他們偷走了一隻錢包，傑克，”已經與帕特爾先生談過話的那位督察說，“而且其中一名襲擊者的鼻子被打破了。
他逃跑時，撩起T恤衫用下擺捂住了臉。
也許有血灑到了地上。
”
伯恩斯點點頭。
警方搜查顧問們手腳并用地在發臭的水門汀路面上尋找物證，穿制服的警察們則努力在找其他的目擊證人。
這時，傑克·伯恩斯走進了維吉·帕特爾先生的商店。
“我是伯恩斯探員，”他自我介紹，并出示了證件，“這位是斯金納警官。
我想，你就是撥打999報警電話的人？”
帕特爾先生給傑克·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倫敦警察廳已經三年了，一直都待在“多佛爾監獄”。
在他的家鄉德文郡，人們随時随地願意盡力幫助警察，但倫敦東北地區則完全不同。
帕特爾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
帕特爾先生是真心想提供幫助。
他的證詞詳細、清楚、準确。
在斯金納做的冗長筆錄中，他确切地解釋了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襲擊者的衣着。
傑克·伯恩斯很喜歡這樣的人。
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頓地區發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維吉·帕特爾那樣的證人就好了。
當他在斯金納警長的手寫筆錄上簽名時，黃昏開始降臨青林園小區。
“如果你願意，先生，我想讓你到警署來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後這麼說，“你也許能指認這兩個人。
如果我們能夠确切知道應該找的是什麼人，那可以節省許多時間。
”
帕特爾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請你們諒解。
現在店裡就我一個人，而我晚上十點才關門。
但明天我弟弟會回來，他去度假了。
你們也知道，八月份是度假的季節。
明天上午我可以出來。
”
伯恩斯想了一下。
明天上午十點半去法院，有個犯人要取保候審。
這事隻能交給斯金納了。
“上午十一點鐘怎麼樣？你認識多佛爾街警署嗎？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
”當他們穿過街道走向他們的車時，斯金納說：“這種事情不是經常能遇到的。
”
“我喜歡這個人，”伯恩斯說，“當我們抓住那些狗雜種時，我們也許會有一個結果。
”
在驅車返回多佛爾街的路上，伯恩斯督察通過無線電話了解到那個傷員被送到了何處，以及是哪位警官在照管他。
五分鐘之後，他們聯系上了。
“我要他身上的所有東西——衣服、财物，全部都要裝袋送到警署，”他告訴年輕的警官，“還有身份證。
我們現在還是不清楚他的身份。
你拿到所有這些後，打電話過來，然後我們派人來接替你。
”
卡爾·貝特曼大夫并不關心躺在擔架車上的傷員的名字和地址，也不關心是誰把他打成了這個樣子。
他關心的是如何讓他活下來。
擔架車從停車道直接被推入了急救室，搶救小組立即開始工作。
貝特曼大夫确信那人多處受了傷，但規則很清楚：首先要對付緻命的，然後再治療其他。
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