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了，通過旋轉門走了出去。
恰好在這個時候，一輛賓利轎車駛了過來。
範西塔特把公文包扔進轎車後座，随後鑽了進去。
賓利汽車起動加速，從視線裡消失了。
“呸，勝利個屁。
”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飯時間。
他決定步行兩英裡回警署去。
走到半路時，他的傳呼機響了起來，是警署在呼他。
他用手機回電。
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聽了。
“有位老家夥在這裡等着見你。
他說他認識死者。
”
那人原來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員，而且是個土生土長的倫敦人。
伯恩斯在一間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塊“禁止吸煙”的警告牌下正安靜地抽着香煙。
他們立即交談起來。
他的名字是阿爾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諾比。
”
伯恩斯和諾比·克拉克面對面地坐在桌前。
這位偵緝督察翻開筆記本。
“為作記錄，請告訴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
在記載諾比居住的城鎮時，他停下了。
“威爾斯登？那有幾十英裡遠呢。
”
“我知道它在哪裡，”那位退休人員說，“我就住在那裡嘛。
”
“死者呢？”
“當然也在那兒。
那就是我們相遇的地方，不是嗎？”
他是那種喜歡在陳述句後面加上一個不必要的疑問詞，把句子變成疑問句的倫敦人。
“你遠道而來為的是告訴我關于他的事？”
“似乎這樣才對，他已經死了。
”諾比說，“你們應該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
把他們關起來。
”
“我抓住他們了，”伯恩斯說，“法庭剛剛把他們放走了。
”
諾比·克拉克大吃一驚。
伯恩斯從抽屜裡找出一隻煙灰缸，老頭子把香煙掐滅了。
“真是無法無天。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國家将來怎麼辦。
”
“不止你一個人這麼覺得。
好吧，談談那個死者。
他叫什麼名字？”
“彼得。
”
伯恩斯記了下來。
“姓什麼？”
“不知道。
我從來沒問過他。
”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會兒。
“我們認為，那個星期二他大老遠來倫敦東部，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墳上。
那是他母親的嗎？”
“不，他沒有雙親。
自幼就沒了雙親，是個孤兒。
在巴納多孤兒院裡長大。
你說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
她是他的監護人。
”
伯恩斯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小男孩，以及一位和善的婦女努力使他重新建立對未來生活的希望。
在她去世二十年後，他依然在她生日時把鮮花放到她的墳前。
十八天前的這次獻花，要了他的命。
“那麼你是在哪裡遇見這位彼得的？”
“俱樂部。
”
“哪個俱樂部？”
“社會服務管理局。
我們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樣。
他們給我們椅子。
我有關節炎，他有條瘸腿。
”
伯恩斯能想象出他們坐在社會服務管理局裡，等待其他領取的人群漸漸退去。
“那麼在你們坐着等待的時候，你們聊天嗎？”
“是的，聊了些。
”
“可你從來沒問過他姓什麼？”
“沒有，他也從來沒問過我，不是嗎？”
“你去那裡是領取養老金吧？他去那裡幹什麼？”
“殘疾撫恤金。
他可以領取百分之三十的殘疾撫恤金。
”
“是那條腿。
他有沒有說起過腿是怎樣弄殘的？”
“當然說過。
他當過兵。
在空降兵部隊。
有一次夜間空降，遇上大風，把他摔向一堆岩石。
降落傘拖着他在亂石堆裡翻滾了半英裡。
當戰友們找到他時，他的右腿已經粉碎性骨折了。
”
“他失業了嗎？”
諾比·克拉克不屑一顧。
“彼得？從來沒有。
不屬于他的錢，他一分也不會拿。
他是個守夜人。
”
當然。
孤身居住，孤身工作。
沒人會上報他的失蹤。
而且碰巧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在八月份放假歇業了。
讨厭的八月份。
“你怎麼知道他死了？”
“報紙。
他的死訊刊登在了《标準晚報》上。
”
“那是九天之前登載出來的。
你為什麼等了那麼久？”
“八月份。
八月份我總是要去懷特島的女兒家住上兩個星期。
昨晚才回來。
真高興回到城裡，海上的大風差點要了我的老命。
”
他輕輕咳了一聲，又點上一支香煙。
“那你是怎麼會看到九天前的一張報紙的？”
“土豆。
”
“土豆？”
“馬鈴薯。
”諾比·克拉克耐心地說。
“我知道土豆就是馬鈴薯，諾比。
但土豆與死者有什麼關系？”
作為回答，諾比·克拉克把手伸進夾克衫側面的口袋，取出一張撕破了的舊報紙。
那是九天前的《标準晚報》的第一版。
“今天上午我去一家蔬果店買土豆。
回到家，打開土豆的包裝，他就在廚房桌子上盯着我。
”
一家老式的蔬菜水果店。
用舊報紙包裝土豆。
從這張沾有泥土的報紙上可以看到，跛腳男子臉朝上凝視着。
在背面，即第二版，就是那篇詳細報道，包括“多佛爾街監獄”伯恩斯偵緝督察的聯系方式。
“所以我就直接過來了，不是嗎？”
“讓你搭車回家好嗎，諾比？”
這位退休職員高興了。
“有四十年沒坐警車了，告訴你，”他慷慨大方地補充說，“那時候我們曾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