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他們所有衣物和口袋裡的物品，以及他們的血樣。
盧克·斯金納一直像老鷹一般盯着那兩個人的舉動，确保自他們從桌球房被帶出後押上警車起，沒從口袋裡往外扔過東西。
但沒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現在就想要一位律師的請求。
在此之前，他一句話也沒說過。
其實，這個要求他不是說給警察，而是說給他的同謀聽的。
普賴斯清楚地聽明白了這話的意思。
辦理手續花了一個小時。
黃昏開始降臨。
醫療警官離開了，他留下了證詞，即這兩個人都适合受審，還有關于拘留時普賴斯鼻子的狀況。
兩個歹徒被分開囚禁起來，都穿上了紙質的連體囚服。
兩人都喝了茶，之後還會有食堂做的英式早餐。
照規定來，一切都照着規定來。
伯恩斯把目光轉向了普賴斯。
“我想簡單了解一下案情。
”普賴斯說，“我什麼也不會說的。
”
科尼什也同樣。
他隻是微笑着堅持要律師來。
當班的律師是盧·斯萊德先生。
他的晚飯被耽擱了，但他堅持說要在上床就寝前會見他的當事人。
臨近九點時，他抵達了多佛爾街，見到了兩個當事人，并在會見室裡與他們二人待了半個小時。
當他出來時，他對伯恩斯說：“如果你願意，那麼你可以在有我在場的情況下審問他們了，偵緝督察。
但我不得不說，我的當事人不會招供。
他們否認這項指控。
他們說，事件發生時他們不在那裡。
”
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處理過類似的案子。
他已經聽取了當事人的陳述，并且一個字也不相信，但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願意這麼想的話，”伯恩斯說，“但這個案子很清楚，而且證據确鑿。
如果他們承認，我也許會相信受害人是在倒向人行道時把腦袋跌傷了。
根據他們的前科記錄……也許要在‘維爾’待上兩年吧。
”彭頓維爾監獄在當地被稱為“維爾”。
私下裡，伯恩斯知道那位傷者的身上多處被踢傷，而且斯萊德也意識到他知道了。
“該死的家夥，伯恩斯先生。
我也不相信他們的鬼話。
他們想否認。
根據規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證據。
”
“會及時給你的，斯萊德先生。
我也需要及時得到不在場證明。
你跟我一樣清楚那些規定。
”
“你能把他們拘押多長時間？”斯萊德問。
“到明天晚上七點十五分。
從我的上司那裡得到額外的十二小時還不夠，明天我肯定還要從地方法官那裡申請延續拘押，晚上最後的聽證會大約是下午五點左右。
”
“我不會反對。
”斯萊德說。
他知道不應該浪費時間。
這是兩個歹徒，已經把人打得半死。
地方法官毫無疑問會同意延長拘押。
“至于審問，我想你們是堅持要進行的，但根據我的意見，他們是什麼也不會吐露的。
”
“恐怕是這樣。
”
“這樣的話，我們現在還是回家去吧。
明天上午九點鐘怎麼樣？”
這樣約定之後，斯萊德回家了。
普賴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裡過夜。
伯恩斯還有最後一通電話要打。
他接通了皇家倫敦醫院，找重症監護室的值班護士。
那個傷者也許，隻是也許，已經蘇醒過來了。
那天晚上，保羅·威利斯大夫也工作得很晚。
他為一位年輕的摩托車手動了手術，那人從阿奇韋山沖下來時似乎想打破陸上速度記錄。
這位神經外科醫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心裡明白，摩托車手隻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在值班護士放下聽筒後，他接聽了伯恩斯的電話。
二十四小時的麻醉藥效已經過去了。
既然藥效過去了，他希望能見到蘇醒的迹象。
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查看了那個跛子傷者。
沒有變化。
監視器顯示了有規律的心跳，但血壓還是太高，這是大腦損傷的一種迹象。
根據格氏指數，傷者仍在三比十五上下波動，處于深度昏迷狀态。
“再觀察三十六小時，”他告訴值班護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能夠脫離危險期，我星期六上午再來。
如果出現了恢複的迹象，我就不來了。
情況好轉時，你留個信息讓我知道，留在這裡也行，留到我家裡也行。
如果到星期六上午九點仍沒有變化，我就需要重新掃描拍片。
請為我做好預約。
”
第二天就這麼過去了。
普賴斯和科尼什吃飽喝足後，在“多佛爾街監獄”的拘留室裡發出了如雷般的鼾聲。
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藍色燈光照明下的病房裡，他的身上連着三台監視儀器，他的思緒則漂到了遙遠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暫時抛開他腦中的病人，在他那位于聖約翰林地的優雅住宅裡，開始觀看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
盧克·斯金納警長及時趕上了與漢普斯特德學校戲劇系的一名漂亮學生的約會，他們是一個月前在戲院酒吧裡遇見的，當時他們都去聽了一場貝多芬音樂會。
這種（聽貝多芬的，不是和姑娘約會的）情調是他在“多佛爾監獄”的食堂裡斷然不會提及的。
傑克·伯恩斯督察回到了他卡姆登鎮的家裡，給吐司配上了一些烤豆子作為晚餐。
家裡空蕩蕩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兒子們能從他的家鄉德文郡薩爾科比度假歸來。
他曾指望能及時趕過去與他們一起度假。
八月份，他想，讨厭的八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