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隊說：“有苦衷？有苦衷就不要穿這套警服！” 說完一扭頭，對我說：“邵波，今晚咱好好來一口，反正老哥我認死理，我不懂變通，今晚咱就好好變通一次，不喝醉就不走。
”
34
那晚是我最後一次看到鐘大隊和何隊。寫這個文字，雖然上了一些色彩，但每次打到“鐘大隊”和“何隊”這幾個字時，心裡還是隐隐地難受。
這個世界對英雄是如何定義，沒有權威的條文，就算有，我也并不知曉。
但在我腦海裡，浩氣長存的，卻永遠是鐘大隊和何隊。
鐘大隊一米八五，臉上坑坑窪窪，但儀表依然堂堂。
回憶中，他昂首挺胸的模樣，大踏步的步子，始終讓我覺得，我隻是他身後的小跟班。
鐘大隊以前是郵電局保衛科的，30出頭時調到市局，進了刑警隊，從一個普通的小刑警，一直幹到刑警隊大隊長。
某市連壞搶劫殺人案的兇手劉大彪，就是他一個人徒手擒拿的。
鐘大隊離開這個世界時，才41歲，從警剛好十年。
何隊一米七六，戴個眼鏡，瘦瘦高高，籃球打得很棒。
從民警做起，一直做到副大隊長，在副職上一幹就是7年。
工作任勞任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對得起良心，對得起金色盾牌，就算哪天死了，也終歸坦蕩過了。
” 兩人的屍體是在雲南火化的，黑貓和後來趕過去的一位副局，坐着火車，捧回兩個骨灰盒。
靈堂設在分局院裡，所以我隻能遠遠地瞻仰。
我想象不出那麼兩個活生生的、大塊頭的漢子，那麼小小的兩個盒子怎麼能夠盛下。
那趟雲南之行，抓捕毒販劉偉明，非常順利。
盯梢兩天，确定了大毒販的位置，協同當地公安，一網打盡。
三人很是開心，開着車，帶着唯一一個需要回某城結案的犯人，往回開。
還沒出昆明市，路邊就遇到一起首飾店的劫案。
鐘大隊和何隊要黑貓在車裡看着犯人，他倆拔出槍，下車沖入了現場。
進去後，就再也沒有出來。
何隊是被一槍打中了頭部，子彈從左眼穿了進去，後腦出來，遺物裡那副黑邊的眼鏡，鏡片是碎的，沾滿了血。
鐘大隊是被那六個劫匪活活打死的，大腿和右手各中了一槍，然後劫匪把鐘大隊拖進他們劫持了人質，和警方對峙的現場。
劫匪對着外圍的公安窮兇極惡地吼着：“不答應我們條件，我們就宰了這個幹部。
” 話音沒落，就聽見鐘大隊大吼道：“直接沖進來幹死他們就是了，人質已經死了，就我一個，你們不用管。
” 警方沖入現場看到鐘大隊時，隻能依稀分辨出血泊中的那一身警服，鐘大隊鼻紮、耳朵、嘴裡，都是血，送到醫院搶救，卻早已停止了呼吸。
在場的包括雲南公安廳的某些領導，全部都摘下大蓋帽，對着鐘大隊的屍體敬禮。
兩人走的時候，鐘大隊是二級警督，工資三百二十七；何隊是一級警督，工資三百八（何隊工齡長）。
那時候豬肉三塊一斤，孩子的學雜費四十幾塊一學期。
在外面下趟館子。
有個五六十，可以吃個大飽飯。
兩人被追封為烈士，家屬一人體恤了三千五百塊錢，和一個材質不過是個鐵片的獎章。
那年月的公安，沒有很厚實的背景，沒有撈外快的渠道。
閑的時候，一周有三兩天還能回家睡個葫蘆覺，遇上有案子，半個月沒進過家門。
那般玩命，家底卻始終是拮據的。
當然，也有打趣的話是從來不用自己買衣服褲子和鞋，局裡逢年過節也能發些米啊油的，公安家庭裡的半大孩子，也早早地穿上的是警褲改的褲子，蹬着局裡發的厚底皮鞋。
鐘大隊的妻子後來過得很艱難。
一個人拉扯着兩個孩子，1994年在單位下崗時，單位也沒有考慮她的丈夫曾經為這個世界付出過什麼。
1997年郊區納入市區時，鐘大隊的那一捧骨灰所埋葬的地方，也推為了平地。
據說那年。
嫂子帶着兩個才十六七歲的孩子，跪在分局門口嗷嗷大哭，分局大老闆親自下來，把他們扶進辦公室。
然後全局湊錢，給鐘大隊在市殡儀館的後山上買了個小格子，樹了塊碑。
一直到千禧年吧，嫂子家情況才好點。
和我父親有過節的那位。
當時已經在省廳了，他并沒有忘記鐘大隊，也沒有忘記嫂子他們的艱難。
那年他給嫂子打去電話，說：“你家大的我記得現在應該也快大學畢業了吧，畢業後讓他拿着學校的介紹信直接來省廳找我。
” 至此，鐘大隊的家屬才算得到了個好的結果，也算讓九泉下的鐘大隊能夠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