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愛蘭布裡奇寒冷的兵營裡。
我猜想，生活對他來說肯定是單調乏味的，所以他才會說他不喜歡都柏林。
簡陋的兵營宿舍，即使在那個時期也隻有微薄的津貼，愚蠢地沒完沒了地打掃衛生和整頓軍紀軍容，在寒風刺骨的夜晚站崗，在瓢潑大雨中放哨。
至于消遣……肯定很有限，當兵的那點津貼是消費不起的，隻能在食堂裡喝點啤酒，極少或從不與當地天主教居民往來。
兩年後，他被派往别處，他很可能為此而感到高興。
或者這位動作笨拙、反應遲緩的男人，也曾為什麼事情高興或悲傷過？
“沒發生過有趣的事情嗎？”我最後問道，有些絕望了。
“隻有一次。
”他終于回答說。
“是什麼事情？”
“是一次處決。
”他說，然後又專注地喝起湯。
伯納黛特放下勺子，坐在那裡僵住了。
房間裡的氛圍有點寒氣逼人。
隻有那位夫人，她一個詞也沒聽懂，而她丈夫則過于遲鈍，因此，他們二人根本沒有在意。
我本不該再繼續問下去的。
畢竟在那個年代，很多人被處決了。
普通的殺人犯在蒙特喬伊監獄被絞死，不過他們是被獄警絞死的。
難道他們還需要部隊來幹這活嗎？而且根據軍規，英國軍人中的殺人犯和強奸犯，經過軍事法庭的審判，也是要被處決的。
但犯人是被絞死的還是被槍決的？這個我并不清楚。
“你還記得是什麼時候嗎，那次處決？”我問道。
伯納黛特一動不動地坐着。
普賴斯先生擡起他那雙清澈的藍眼睛盯住我，然後搖了搖頭：“很久以前。
”我想他也許在說謊，但他沒有，他隻是記不清楚了。
“當時你是在行刑隊嗎？”我問。
他像通常那樣想了一會兒，然後點點頭。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隊隊員會是什麼樣子。
眯起一隻眼睛，通過步槍準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綁在一根木樁上的另一個人，辨認出心髒部位的那塊白色标記，把準星瞄在那個活人身上，聽到射擊的命令後，扣動扳機，聽到槍聲震響，感受到槍械的後坐力，看到那個被繩子捆住的人臉色慘白砰然倒下，然後返回兵營，擦拭完步槍，去吃早飯。
謝天謝地，我從來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樣的場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麼時候？”我催促道。
他确實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幾乎能夠感覺到那種努力。
最後他開口說話：“一九一六年，我認為是在夏天。
”
我俯身向前，碰了碰他的手臂。
他擡起眼睛看着我，目光沒有躲躲閃閃，隻是耐心地探詢。
“你回想一下……努力回想……你處決的那個人是誰？”
但這對他來說難度太大了。
無論他如何努力，還是沒能想起來。
最後他搖了搖頭。
“很久以前。
”他說。
伯納黛特突然站起身來。
她對普賴斯夫人緊張而又不失禮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覺了，”她告訴我，“不要待得太久。
”
二十分鐘後，我上了樓。
普賴斯先生此時坐在火爐旁邊的沙發上，沒在抽煙，也沒在看書，他凝視着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
房間裡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燈。
借着從窗戶照進來的月光，我脫下衣服，躺到床上。
伯納黛特靜靜地躺在旁邊，但我知道她并沒有睡着。
我知道她在想什麼，我也在想同一件事。
我們回憶起了一九一六年那個陽光明媚的春天，那是複活節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劃了一場在當時不得人心的運動——把愛爾蘭從英國獨立出來，他們沖進了郵政局和其他幾座大樓。
我們想起了成百上千的士兵被派過去，要用槍炮把他們驅趕出來。
但其中沒有駐紮在愛蘭布裡奇兵營裡無所事事的二等兵普賴斯，不然的話，他會提及這個事件的；我們想起了在硝煙和呐喊聲中，街上到處都是瓦礫、屍體和傷員，有愛爾蘭人和英國人；我們還想起了郵政大樓内最終被打敗的起義者被押解出來，想起他們挂在樓頂上的那面奇怪的綠橙白三色旗被輕蔑地扯了下來，并再次被英國的米字旗取代。
現在學校當然不教這些了，因為它在曆史的長河中微不足道，但它畢竟是事實：當起義者戴着鐐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碼頭，要經由水路去利物浦監獄時，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數是窮苦的天主教徒——詛咒謾罵他們給都柏林帶來了那麼多的災難。
事情本來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但英國當局作出了一個愚蠢而瘋狂的決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間，在基爾曼漢姆監獄處決十六名起義的帶頭人。
不到一年，民衆情緒發生了變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選中，獨立黨橫掃全國。
經過兩年的遊擊戰，愛爾蘭的獨立終于獲得了認可。
伯納黛特在我身邊輾轉難眠，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想之中。
我知道她在想些什麼。
她想起了當年五月份那幾個凄涼的早晨，馬路上響起行刑隊士兵們帶鐵掌靴子的踩踏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