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中文系的研究生，我過的日子已經算是夠簡單樸素的了。
我的課程早已修完，每天祇在硏究室、圖書館和宿舍之間往返。
不過，我的老師們仍舊認為我的“外務”太多。
什麼叫“外務”呢？就是寫小說。
他們通常保持着和顔悅色的神情提醒我“應該多花一點精神在論文上”。
這話的意思就是“我又看見你在某報某刊上發表小說了”。
要不，他們會這麼說：“最近你知名度還蠻高的嘛。
”翻譯成我所熟悉的語言，這話其說的是：“我相當懷疑你的學問到底作得如何。
”
我一點也不想抱怨我的老師們。
他們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
那是我念硏究所的第三年尾，我祇剩下一年又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寫出我的畢業論文——一部當初我在硏究計劃裡決定以三十萬字篇幅完成的《西漢文學環境》——而到一九八二年四月間為止，我祇完成了第一章第一節的九千字。
在那之前，我大部分的時間像個植物人一樣把自己種在床上讀各種非關乎論文題旨的雜學書籍，小部分的時間寫稿賺生活費。
在沒有應召入伍服役之前，我一直不自覺地以為人生就是那樣的。
然而那一阕小小的〈菩薩蠻〉改變了這一切。
我因之而卷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紛擾、陰謀、鬥争甚至殺戮；也因之而發現原本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都和我一樣（且有的還比我早幾年、甚而幾十年）給卷入了一個我們無力反抗、更無處求援的環境——他們也因此有了全然不同于往昔我所認識的面目和身分。
在這整個的“卷入”過程中，我還認識了一些别的人——比方說我曾經提到的紅蓮——這些人原本祇該是和我錯肩而過的路人、同車而行的旅客，乃至連擦身相逢的緣分都不會有。
然而，他們畢竟進駐到我的生命裡來，使我忙于付出一些可以稱之為好奇加上眷戀再加上恐懼或憎恨或鄙夷或愛慕的情感。
也就因為這裡面有了種種情感，使這“卷入”反而成為日後我再也拂拭不掉的一份記憶。
也正因為擁有這記憶，先前我從未眞正認識，卻一直渴望着的“另一種生活”變成比什麼都眞實的東西。
關于這個部分，我有一個總括性的評斷，那就是：當人一旦進入了、擁有了眞實的生活，便可以失去一切。
在“卷入”的那段歲月裡，我甚至連小說都不寫了。
民國七十一年、公元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宿舍，開了門鎖，扭亮壁燈，發現屋裡坐着、站着四個穿着灰色青年裝的家夥。
從外表上看，他們少說也有五十多歲了——可青年裝是那種官僚機構裡設計出來讓穿者看來較為年輕的服飾。
它的上衣其實就是件不用塞進褲子裡的襯衫，上下左右四個口袋，采西裝式領口，但是開得高些。
這青年裝的下身必須是同色的西裝褲——總地看起來就是副鐵灰鐵灰的模樣兒。
設計這款服裝的人（據說是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似乎有意藉由它輕便的外觀來重新塑造官僚機構裡公務人員那種正兒八經的形象；使之看起來清爽、利落。
當然，名之曰青年裝自有它泯除公職人員因年齡分際而顯示資曆分際的用意。
換言之：我該把這四個鐵灰鐵灰的人物想象得再年輕一點。
第一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你是張大舂？”第二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你父親叫張逵，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幹編審。
你母親劉蘭英，沒有任何職業。
你家住西藏路一百一十五巷四弄/八号。
你是天主教私立光仁小學畢業、私立大華中學畢業、市立成功高中畢業、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在是中文研究所第三年的硏究生，對不對？”第三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你發表過三十二個短篇小說，六十篇散文。
在大學裡參加過合唱團，唱男高一首。
此外，你還是救國團外圍單位中國青年服務社訓練出來的“噜啦啦”服務員，對不對？”第四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張翰卿交給你的一塊破布在哪裡？”
沖着前三個問題，我隻有點頭的份兒。
關于第四個，我遲疑了一下，正想答以：“什麼破布？”的時候，緊靠着我身邊站着的第一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微微擡了擡腿，盯着他的大皮鞋道：“上面好像不許踹人了現在，嗯？”第二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坐在我的床沿上直了直身子道：“别吓着人家孩子。
”話才說完，第三個五十多歲的青年豁地從椅子裡竄起來，重重地把一本《史記會注考證》砸在桌面上，道：“你不是咱們黨員嗎？”我剛點了點頭，腦子裡閃過一個“當年加入國民黨總算沾上關系，占到了便宜”的念頭，那第四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已然接腔說道：“黨員有他媽屁用，黨員更他媽該老實點兒。
”
在那一瞬間，我猛可有一種被侵犯的感覺——你可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