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分而享之這種行徑是一正确的手段。
因為藉由一份原本有其獨特曆史音室我的秘本之公開，而任令天下人擁之自重且無所擇地擴張、蔓延，并非祖宗家門創立幫會的本意初衷。
也正因為對擴張目的和方式上不同于天地會，相對而言，老漕幫并不曾對“統一号召”各盟會幫派勢力有什麼積極的企圖或作法，這使老漕幫相形之下顯得保守而膽怯，也就對此一遨約有了另一層疑慮——所謂“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換言之：對方可能另有圖謀。
在老漕幫内三堂中也有兩種看法。
認為不應該赴會的占了多數；但是，也有三個舵主和正道堂的領事認為應該赴會。
三個舵轄下各有五到九個總旗，每一總旗之下又有七、八個分旗，每一分旗建制之内的總堂和其下分堂又代表了數以百計的各别庵清光棍；仔細推敲：這三個舵主的意見其實正反映了自上海以至于南京兩地之間數萬之衆共同的想法：他們不想和已經逐漸夥結成一股龐大勢力的天地會為敵。
至于正道堂領事的看法則另具隻眼：他認為這老漕幫的制度早在過去一百多年之中已與天地會不謀而合——比方說：由老爺子親下“曰谕”将轄下人多勢衆之總堂主擢升為旗主的這個“立旗”制便是從天地會中借來，原本就是擴張人丁勢力的一個必然的手段。
想當年不同意修改建制的老前輩大有人在，可是事實證明：自凡要成就較大的事業便不得不如大海之容彙百川，而且還要能具備合乎潮流的作法。
這位領事建議：開大香堂，擺下“地方棚子”、“天圓帳子”，将内三堂——也就是總旗主、舵主以上的方面領袖一應請到，大家做個公議，再由老爺子定奪：究竟是否應邀到宴？倘若最後的決定是不去，則一切照舊，别無長言；倘若是去，其實即是對小刀會請柬附劄中的提議有一附和或同意的态度。
既然是這樣，也就不能等到赴會之際才商議什麼“重修海底，統一号召”的因應之道。
結果這大香堂一開開了三天三夜。
越到後來，同意與小刀會所代表的天地會勢力結盟者越多，原因無它：上海、蘇、杭和常州、無錫、鎮江等地的總旗主——也就是華中地方三舵轄下的在地元老們一個個衣着光鮮、穿戴體面，俨然是仕紳之流的人物——由于看起來生意作得闊綽，言談也铿锵有力，頗令他人豔羨不已。
至于那正道堂領事更提出了頗為令人心懾的說辭；他表示：在給老爺子的這封密劄裡，所謂“結交江湖志士”還隻是老生常談；然而“共圖興漢事業”則不啻是要誅九族的大罪。
試想：人家侃侃倡言到這般田地，顯然沒将老漕幫視作敵壘，那麼老漕幫如何還能縮首畏尾，裹足卻步呢？
這一問問得老爺子連連點頭，當下裁示：“人以君子待我，我亦以君子待人——就這麼定了罷。
”
這位大哉君子的老爺子姓俞，名航澄，吳縣魚家浦人氏。
此公生平負氣尙名，最怕人看不起庵清光棍溷迹下流。
聽那正道堂領事此言一出，登時慷慨起來。
于是傳令尊師堂領事安排應對儀節，護法堂領事籌劃扈從措置，并且親自點齊赴會人丁。
筵席設在蘇州河北岸、美租界外一處叫黃泥塘的所在。
此地在同治元年以前還祇是一片泥沼，到了光緒十三、四年以後，已經有了市肆。
如今聽說連美國人都想将租界跨河推拓過來。
老漕幫人行事算是缜密的。
在筵席設辦之前半月即派遣各堂光棍輪番經由不同路徑前往黃泥塘，沿途警戒勘察就不待細說了；更有專人到設席的館子吃喝，将它每道菜肴都品嘗了個點水不漏，才算放下心。
這館子也是新近開張的，背臨蘇州河，是個二樓一底的構造，屋宇全仿“釣滄樓”款式，樓廳門面不寬，可一進門正中央即有一天井，直通二、三樓。
底樓左右是尋常顧客用膳飮酒之處，對過一排軒窗、外有懸廊臨水，廊深且廣，設有朱漆雕欄的包廂式雅座，現成是個演唱彈詞、鼓藝的書場。
樓上東南西北四面各有三間廳房，供應全席酒菜，布置得十分雅潔。
此樓名曰“遠黛”，亦不知是否出自《飛燕外傳》所述：“（飛燕）為薄眉，号遠山黛。
”不過由此憑河遠眺，天晴時遠處倒隐約可見幾抹峰影，确乎是一副淡掃蛾眉的模樣。
各方光棍回報，都對那遠黛樓贊不絕口。
老漕幫仍不放心；畢竟這一去是将這幫中大老平白送進天地會的局中，且自小東門祖宗家去至黃泥塘，也有數裡之遙，路上還不能過于招搖，以免引起官民側目，自然也就不便大張旗鼓地随扈保衛。
如何化整為零、避人眼耳，又能安然往返、不失體面；着實是個難題。
結果還是護法堂領事萬子青想出了個主意：因為開席的時間是申牌末、酉牌初，天色已相當暗了，如此大舉出發，不如早在午後辰光即請各受邀之總旗主、舵主、三堂領事分頭進入老英租界，或訪舊、或遊玩，要之各行其是，彼此也不用問訊，随後各視辰光，分批過蘇州河，到了準時間衆人再齊聚于遠黛樓門首。
回程亦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