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叙述的方便，我必須先略過萬得福如何在一日一夜尋找那六位老者而不遇的過程中意外發現萬熙涉及血案的經過；而先将我老大哥這一部分的線索交代清楚。
對于民國五十年左右的漕幫大老們來說，無論張世芳或張翰卿這兩個名字祇不過是他們手底下數萬幫衆之一而已。
可是對我老大哥來說：在幫這個身分非比尋常——不像家父，抵是在離亂生涯中曾經利用一個光棍的招牌讓自己平凡的人生過得更順利、也就是更平凡一點的意思。
就在家父前去參加本村新舂圑拜摸彩的那個早上（那也許是在民國五十八或五十九年初罷），老大哥告訴我這個祇有十二、三歲的小弟弟不該知道的許多事情。
老大哥先向我解釋了半天：漕幫不是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壞蛋組織，甚至所有的幫會都不應該是為了打家劫舍、殺人放火而成立的。
但是就像任何組織一樣，裡頭總有些壞蛋；壞蛋一多，壞事就做起來了，幫會的名聲就搞臭了。
他接着向我解釋：叔叔——也就是家父——成天價勸他退夥出幫，不是沒有道理；一見他來家便鎖門關窗，也不是沒有緣故。
說穿了：就是他看過幫會裡不安甯、不平靜的一面，厭倦了、害怕了，或者說為了老婆孩子而不喜歡幫閑涉險了，看着原來的兄弟夥伴也總覺着眉目可恨起來。
“這不是誰對誰不對的事，是什麼人有個什麼想法兒的意思。
”老大哥說。
然後，他告訴我：在幫的前輩常講些掌故，他也是後來才慢慢知道這漕幫的來曆的。
話說在明朝嘉靖年間，有個戶部侍郎，姓羅名清，是甘肅人。
這羅侍郎後來辭了官，皈依佛門，供奉一位碧峰禅師為師。
碧峰禅師給他起了個法号，叫淨清。
從此佛教裡有了羅教、或者稱作清門的一派。
流傳到江蘇，就叫大乘教、無為教。
流傳到江西，就叫三成教、大成教。
總之是佛教的底子，又摻合了些道教的儀式和道理，傳下了四經一卷，分别叫淨心經、苦工經、去疑經、破邪經和泰山孤卷。
信羅教的人有的吃素念經、有的吃素不念經、有的念經不吃素、有的經素兩免。
到了前清康熙年間，清江地方的漕運夫役組織了糧米幫。
山東、河南、江蘇等地的船夫民丁也起而仿效。
他們之中有水手、有舵工、有扛米的苦力、有拉纖的夫子。
無非是極為貧窮的家庭出身；既無恒産，亦無慣技，祇能賣賣粗力氣，随船過着南來北往的流浪生活。
這樣的人既組成幫會，便自然而然要替這幫會制造一個神話的來曆，以廣招徕；于是他們看上了羅教這個既佛又道、不僧不俗的宗派。
從此，糧米幫兼具了職業工會和宗教組織這兩個性質。
不過，據我老大哥的叙述，他甯可相信這漕幫起源時期的第三個性質才是最重要的。
清代漕糧每年由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湖北征收，運往北京通州各倉，供應皇室貴族、文武百官和八旗兵丁的食用和俸祿。
每年由八省經漕河運道入京的船數，大約在六、七千艘左右。
每艘船由一名衛所軍士領運，他的頭銜叫旗丁，形同船長。
旗丁再負責召募所需水手、舵工、纖夫、扛工等。
這些人力的總數少則七、八萬，多則十餘萬。
每年這為數十多萬的人丁往返道途的時間，約在八、九個月左右。
但是除了獲準有限額地攜帶一點免稅土産至沿途各地販賣、賺點蠅頭小利之外，每人的“身工銀”——也就是正式薪水——卻少得可憐，不過一、二兩到三、四兩白銀之間。
即使在道光年間酌有增加，大部分工人每年的“身工銀”也不過在十兩銀子上下；可謂清貧如洗了。
這些流浪在外的人丁之所以很快地結合起來，其實有經濟上的動機——他們可以集衆人之資，從事小規模置産營利的活動。
用我老大哥的話說，就是：“像嬉嬸标會一樣。
一個人耍的是小錢，一百個人耍的就是大錢了。
糧米幫上一個人是光棍，十萬個人就是大爺了。
”
漕糧運京，人丁吃住自然都在船上。
可是其餘的三、四個月裡，這些出身各省的貧窮苦力又該如何栖身呢？最初他們大都流落港市街頭，捱不過饑寒而瘐死客地的大有人在。
後來出了三個羅教徒，分别是江蘇武進人錢堅、常熟人翁岩和杭州人潘清。
這三個人在杭州府北新關外拱宸橋地方聚集了一批羅教信徒，斥資建了一座小庵堂。
庵堂裡供奉了佛像和羅祖淨清法師的塑身；除了讓人前來上香膜拜之外，到那漕船回空的三、四個月裡，還提供簡單飯蔬和被席，讓漕幫裡的人丁食宿。
這個設施給許多舵工水手帶來了啟示：他們也可以如法炮制，在不同的水陸碼頭蓋庵堂、供佛像，平日酌收香火錢，到回空期供幫中人丁膳宿。
至于幫中人丁則僅需繳納微薄的供養錢，雇一、兩個長期看管庵堂的人手。
那麼，非但漕船回空期間幫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