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風雲渡海

地捧來一頂竹籠。

    開蓋兒一看，裡頭是兩個用大白米飯揉成的三角形飯團，還冒着袅袅的熱蒸氣。

    勤務兵赧赧地說道：“報告夫人，今兒過五月節，船上沒有當令的供應，包了幾個菜飯團，算是糉子了；您——位慢用。

    ”篷布一掩上，家母的淚水落了下來，回頭跟仰臉縮身躺在前側的家父說：“咱們這是逃難了是？” 端午節當天夜裡，那久候不至的“召見”終于到了。

    家父随着一名穿海軍制服的傳令在迷宮也似的船艙裡繞了不知多少圈，來到官廳，門開處，裡頭坐着站着一桌子人；艦長當首座，一旁是挂着将星的司令官，司令官下首還有兩個同司令官一樣穿陸軍制服的校官，兩校官面前是厚厚的幾疊有如名冊、表格之類的文卷，桌子的另一側則站着那光頭青年和“哼哈二才”。

    官廳狹仄、人氣熏騰，照說要比甲闆上暖和；可家父一進門卻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氣，當眞是滿室冰霜、一陣肅殺。

     “張科長來了。

    ”司令官轉臉沖艦長道：“張科長是第四兵站的文職軍官，和之前那些個光棍、空子之類的人物不同，是不是讓張科長坐着說話？” 艦長的軍階其實還低些，不過在船當家，另有一番威嚴的客套，随即答道：“但憑司令官安排。

    ” 沒等家父一屁股坐穩，司令官沖口迸了一句：“張科長！四兵站那邊說你休假在身，可有此事？” “報告司令官：是有半個月的假。

    ” “什麼時候銷假啊？” 家父屈指一算，答不上來了。

     “是昨天、還是前天哪？”司令官有個擠眉弄眼的習慣，說話聲音一大，擠弄得就更厲害，有如《安天會》裡的美猴王一般。

    看來他根本就沒有要家父答複的意思，接着喝道：“大軍正在和匪全線作戰，張科長修（休）的哪一門子的瓜架（假）啊？” “報告司令官：是上級交代個人把總監部各兵站曆年收支帳目作個彙報，不祇是本第四兵站的業務；為了要出入其它兵站盤點物資，不隻在原單位執行勤務——” “你今天執行了什麼勤務啦？”司令官猛裡一拍桌子：“老子判你一個陣前脫逃，把你扔下船去，你張科長能有什麼話說？” 家父不吭氣兒了，聽那兩校官一陣喁喁私語，其中一個道：“報告司令：張科長随身沒有行李。

    總監部那邊也證實了：各兵站的帳目彙報資料在五月二十号下午已經呈上去了。

    ” “眞能幹啊，張科長！”司令官冷冷一笑，道：“你祇花了五天就辦完了半個月的公事；莫非早知道青島守不住，才混上咱們這條船來了？” 家父聞言一愣，失聲出口：“青島也淪陷了？” “你這個假休得果然惬意！”司令官這一下不隻擠眉弄眼，鋼牙一挫，連頂門和額角的青筋都虬結浮鼓起來：“我且問你：時局吃緊、悍敵當前，你居然沒有任何派令便擅離職守，該當何罪？” 家父心念一轉，忖道：投身在幫，原來就是把副性命依托了大夥，這一點信義，同那不在幫的空子哪裡說得清、講明？司令官執掌的也是一部大軍律法、陣前綱常，果爾要論例議處，也沒有可容回圜的餘地；遂仰臉道：“全憑司令官處置了。

    ” “這倒幹脆。

    ”司令官點點頭，道：“那麼我再問你最後一件事：你花了多少“好處”得來的通行憑證？” 到了這一刻，家父才依稀明白：吆喝他上船的光頭青年原本與此艦官兵并非同一路人馬；說什麼“替國府積蓄些元氣”、“替貴幫保留些人才”之類的話亦不是黨、政、軍方任何一方的立場。

    換言之：這身手不凡、行事莫測的“幫朋”根本是私自挾帶着他和家母和一桌在幫前人登船的。

    至于為什麼是他們？容或基于同屬老漕幫庵清光棍、容或基于這些人物确乎有什麼値得“積蓄保留”的長才，然而一時之間，家父已無暇深究。

    隻不過司令官這般咄咄相逼，他更不能連累同門，便道：“報告司令官：我和拙荊自濟南來青島投軍任事，沒有一分錢的家财，也沒有一寸地的恒産。

    能上船來，也全是看在船票上有總監部戳印、大軍關防，這些既然假不了，又怎麼能花“好處”得着呢？” 此言一出，司令官反而沉吟起來。

    一旁原本默然不語的艦長轉臉凝視着那光頭青年，道：“本艦祇能容載一千三百名官兵，如今上來快三千人；如果不徹底清查、斷然處置，恐怕過不了上海，就要全船覆沒了。

    這個責任，誰能擔待得起？你說上來的都是忠貞幹部，又有誰能做保？司令官所部之下，難道都不是忠貞幹部？他們上不了船，難道就活該淪落成散兵遊勇、在匪軍槍口底下充炮灰麼？” “司令官、艦長，”光頭青年朝下座的兩位長官掄了一揖，道：“方才說過了：在下奉“老爺子”手谕，負責轉交船票，個人所經手的，也隻十四張爾耳。

    二位職責在身，非清查船上人不可，這也是按律合理之事。

    祇這船票既然不假、身分也能核實，二位何不看在國難當頭、大夥應當和衷共濟的份兒上，彼此扶持則個。

    動不動要挾着将人扔下船去，豈不教親者痛、仇者快麼？” 家父聽他說話好生不客氣，脊骨煞地一片森涼，暗想：這光頭青年如何這般負氣自矜，居然敢這樣對司令官和艦長說話？一念尙未及轉定，但聽司令官“啪”的聲一掌甩上了桌面：“我日你娘了個屄養的東西！歐陽昆侖！不要以為你頭上頂着個天，老子就不敢把你怎麼樣！”可罵了這麼兩句之後，底下竟然沒話了。

    聽在家父耳中，司令官的确是不敢把方怎麼樣的一個态勢。

     卻在此際，艦長又開了腔——這一回，竟是沖家父來的——一字一句說得面無表情：“張科長，你再仔細回想一下，那天登艦之時你繳驗的兩張憑證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印着“軍事港務科人員證”幾個字樣？請問：賢伉俪什麼時候在這個單位服務的？”說到這裡，猛可轉臉對光頭青年道：“你口口聲聲“船票”、“船票”，難道認不得這是軍艦、不是客船麼？” “分明是滲透分子！”司令官補了一句，可一旁的校官登時朝他移動了一下桌面上的手指，家父偷眼觑見，正是之前在碼頭上繳驗的那張粉紅色憑證——不過從指尖露出的半張看來，卻是背面。

    家父自己不記得過手繳驗時注意過那“船票”的背面注記了什麼文字，然而看那校官和司令官的表情，似乎也忽地在上頭發現了什麼。

    司令官歪擠斜皺的眉眼像是教一層透明膠水給糊住、再也動彈不得了，連忙湊臉近桌、細細又睇視一遍，随即以指尖将之推向艦長。

    艦長的神色幾乎同司令官一模一樣，愣了好半晌，才幹着嗓子道：“你、閣下也是——“保”字号兒的？” 此言一出，家父明白了七、八分。

    原來“保”字号兒别有所指，正是國防部保密局。

    這個單位淵源甚早，可以直溯至“南昌剿匪總部”時期的諜報科，那已經是民國二十年左右的事了。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老頭子”複行視事，經過幾年的整頓、擴充，将原先各地剿匪總部的諜報科收編成一個龐大的特務機構系統，而在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抗戰前夕成立了一個隸屬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

    局本部設在南京西華門四條巷，下轄三個處。

    抗戰軍興，“老頭子”親自規劃，把第一處和第二處的職掌分開，前者歸中央黨部執委會秘書長指揮，稱“中央調查統計局”。

    後者仍名“軍事委員會統計調查局”，實際掌權的便是前文提過的戴笠。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笠和局中人事處長龔仙舫等一行七人自青島搭航委會專機飛上海，行前據報上海天氣不佳，遂多帶了八百加侖燃油，以備萬一不能在上海降落、則可以轉赴南京或重慶。

    當天下午一點六分，機上駕駛電告南京航委會塔台，說是上海方面聯絡不上，飛機已達南京上空，但是氣候惡劣，無法降落，須折回青島。

    可是七分鐘之後又有電告：“現穿雲下降。

    ”此後便再也沒有任何音訊。

    三天以後，美國海軍派出的搜索飛機在南京闆橋鎮附近二十裡的山上發現了飛機殘骸和連同六名機員在内的十三具遺體。

    當時目擊該機墜毀的農民指證：機身飛行高度太低，先擦撞到一株大樹、崩落一枚螺旋槳，才翻過三座山頭、撞擊另一山腹，旋即爆炸焚燒雲雲。

    此次空難自然影響極大，一時謠謎紛耘，有謂戴氏在機上臨時強令駕駛迫降，以便他能趕往上海與“舞國皇後”李麗共赴雲台之約。

    有謂機上潛有中共諜員，以引爆備用燃油方式與戴氏同歸于盡——按諸一二周之後發生在山西興縣黑榮山墜機事件中死難的中共參與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王若飛、秦邦憲及葉挺等人身分看來，自有繪聲繪影的報複臆說而令戴氏的墜機殡命益發顯得撲朔迷離了。

     然而，戴笠身後的“軍統局”立刻爆發了不同地域派系的強烈内鬥。

    這一内鬥實肇因于早年吸收特務分子時期力求“發展組織，收攬人才”，而未建樹一超然客觀的人事制度使然；遂緻種種以黨、圑、社、行營等組織投身特務工作者各倚山頭，形成壁壘分明的角逐之勢，而有廣東派、浙江派和湖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時過未幾，居然在各派之間還流傳着“某派實為幕後策動空難事件元兇”的耳語。

     “老頭子”情知這個态勢恰足以瓦解一切尙未臻制度化的特務系統，遂一舉裁撤“軍統局”，另外成立“保局”，這便是“保”字号的來曆了。

     據家父日後的鑽硏了解：保密局成立之初，是有其特殊的階段性任務的。

    它不祇是為了在“軍事調查統計”這一類傳統情治活動上取代原來的軍統局，還要乘機清查戴笠生前于抗戰勝利之後在各地接收自日本的現金、珠寶、産物、軍械乃至諸般民用器材。

     事實上，勝利接收工作的一切所得本有一主司其事的單位，名為“敵僞财産管理局”。

    然而保密局直屬軍事委員會極峰，自然得以插手幹預。

    在“老頭子”的算盤上，倘若能夠藉保密局之力深羅密網地将敵僞财産管理局接收的所有物業括而囊之，便稱得上富可敵國了。

    這對他爾後要唾手而得之的總統之職有着至為重要的影響。

    于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他召見了原軍統局中廣東、浙江、湖南三派的領袖鄭介民、毛人鳳和唐縱，同時還指派了他身邊擔任過多年機要室主任的毛慶祥督導研究：如何在最短時間之内透過保密局取得一幹接收物資、産業及設施，“并經營企業，發達資本”，名目則是“以充國防，以實國本”。

    這四個人取“三民主義，建國所有”的字面，另外又設立了一個“三有公司”。

    這三有公司同那保密局正是一體的兩面——由保密局清查、獲取來的一切資源皆交付三有公司處分；而由三有公司經營所得的利潤之中又自然可以撥發、供應保密局的種種開銷。

    這個“下海作生意”的拓展活動更順帶地解決了最初的人事問題——一旦有利可圖，許多争權鬥位的特務頭子們都有了看似為身分掩護、實則确能坐收漁利的董事、經理頭銜，于是那一觸即發的内鬥便逐漸平息戢止了。

     三有公司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青島、重慶和昆明各城市都有分公司。

    為什麼是這些個城市而非其餘？這也同“接收敵僞産業”有關————正因為這七個城市裡都設置了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甲種站，此站編制龐大，有一百六十個員額；更重要的是編為甲種的外勤站都擁有一個可以直接和保密局連系的電台。

    這個電台不祇是軍事或治安情報的傳遞中心，也是商業訊息的呈報單位。

    這也是為什麼保密局外勤甲種站總是設在三有分公司隔鄰、對街甚至同一幢樓房上下。

    至于電台的設備，便全數是由北平“四極無線電器材制造公司”生産；“四極”正是保密局接收了來、交付三有公司操控、原名“鈴木”的日本工廠。

     從“鈴木”到“四極”這一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家父雖時有耳聞，總以為那是共産黨造謠生事、中傷國府的慣技。

    不料那一夜在軍艦的官廳裡卻果然見識到“保”字号的硬場面。

     司令官也随艦長一般，一張橫二霸三的繃臉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登時垮了、皺了，嘴角也揚起來：“那麼——請問老弟台：你這十四張憑證是“總署”那邊發的、還是“處”裡發的呢？” 光頭青年大約是見對方低聲下氣起來，也相應以和顔悅色，微微笑道：“都不是，是“新社會”方面發的——對不住，請二位長官别再問下去了，在下成命在身，不方便多說。

    是不是請二位長官先把那九位開釋了？免得有個閃失，當眞給扔下船去，就麻煩了。

    ” 司令官沒等他說完，已經朝一位校官比了一個手勢；後者搶忙離座，奔出官廳。

    這廂艦長也親自傾身上前，拉開右首木椅，意思顯然是請那光頭青年入座。

     家父則在這片刻之間恍然悟出一番前情：首先，是這光頭青年的部分背景。

    司令官口中所稱的“總署”，其實是“警察總署”；而“處”則是指“稽查處”。

    “保密局”成立之後，“老頭子”為了安撫不同派系的特務頭子，特任湖南派的唐縱任全國警察署長。

    表面上警察總署歸保密局指揮，事實上卻能自行掌控人事，打着正規化的旗幟，培訓一整批由警校出身的各級領導幹部。

    “稽查處”則表面上轄屬于各地警備司令部、衛戍司令部，骨子裡卻一向由保密局掌握，其主要任務是偵伺、防範兩種犯罪活動；其一是各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區的刑事案件，其二是兵工廠内非國民黨或親共勢力的滲透和颠覆。

    司令官這般問訊，不外是想弄清楚：光頭青年在“保”字号兒裡究竟隸于哪一個山頭？ 然而光頭青年所答稱的“新社會”卻毋甯讓在座諸人都吃了一驚。

    這個組織原名叫“人民動員委員會”，是戴笠生前親率手下三大護法田載龍、王天木、胡抱一等人召募擴充而成的。

    據說這護法原有四位，但是在民國二十年代初折損了一員，此人姓居名翼，字伯屛。

    當年親領“老頭子”密诏，往赴山東公幹——一說是聯絡軍閥割據區内心向南京政府的革命志士，一說是去搜尋一部可敵十萬雄師的軍事秘寶；無論何者，此人去而不返，生不見蹤迹、死不見骸骨。

    有謂遭江湖人物襲殺殒命者；然而戴笠傾盡全力、遍撒網羅，查察了五、六年，直到對日抗戰開打仍無纖芥之功。

    對于一個緻力發展特務系統、嚴密情治組織的諜報巨子而言，此事無疑是一極其重大的挫折和恥辱。

    于是戴笠索性假借着“老頭子”号召全民抗日的題目，成立了一個企圖将全國地方械鬥團體一舉結盟起來的大組織，名為“人民動員委員會”——所謂“委員”，便正是老漕幫和天地會系統各會黨的領袖。

    由于委員之間不分高低大小，也就免除了孰尊孰卑、孰先孰後的争議。

    要之此會受軍事委員會統計調查局節制——換句話說：也就成為該局的外圍組織了。

     無奈這祇是戴氏一廂情願的想法，一旦付諸實行，卻窒礙難通。

    原因很簡單：老漕幫的“老爺子”萬硯方對于抗戰期間國府對該幫的幾個“處分”十分不滿，且不願促成“清洪合流”的一統之局所緻。

    傳言有謂：萬硯方曾經對前去遊說老漕幫“動員”的人說過這麼兩句耐人尋味的話：“老漕幫為抗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如何“動員”起來？” 所謂“一鼓作氣”，指的是萬硯方開立“離家出走”的規矩，縱令八千名庵清光棍棄幫參軍，結果這八千子弟在淞滬會戰中全數陣亡，成了劉羅公路上的孤魂野鬼。

    所謂“再而衰”，指的是行政院下令拆遷上海各工廠，支持後方工業。

    凡老漕幫所有物業則特令運往鎮江和渾沌浦拆封清查。

    諸般機具設備經這一折騰，豈有不折損之理？至于所謂的“三而竭”，據說則是與哥老會慫恿執事要員向老漕幫逼繳三十二萬公噸的油料以支應外債有關。

     凡此三事，戴笠是否親自向萬硯方疏通或绾解？外間實無從得知。

    然而一直到抗戰勝利，這個“人民動員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裡始終挂着萬硯方的名字，卻始終沒人聞見這位“老爺子”如何“動員起來”過。

     一直到民國三十五年初，戴笠又把那委員會擴大成一個叫“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的機構，利用農曆新年大開名為春酒的宴會，邀請了一百二十多位“上席貴賓”，以及總人數達一千一棚百以上的“華筵豪客”，舉行那協會的“籌備成立大會”。

    萬硯方本人雖未到場，可是筵席所設之處乃在上海靜安寺路麗都花園————此園正是老漕幫于勝利後重返根據地時購進的物業。

    江湖上這才又紛紛傳言：萬硯方是不是與“老頭子”言歸于好了？ 然而萬硯方動向如何尙未撥雲見日，戴笠卻墜機身亡。

    這簡稱“新社會”的組織随即于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一日保密局成立之際成為一個十分神秘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