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得見端倪——就在羅德強擺了莫人傑一道之後，忽然因為某種發現（而此一發現又與天地會的死對頭老漕幫有關）而對之前的行動有了不一樣的想法或作為，且自知絕對逃不過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幫幫朋汪勳如所開設的醫院、大鬧一場；如此則“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醫在此生存”一語便非簡單的恫吓、而是曲意的警告了。
接下來一連串的失誤——包括遺失證件、于汪氏報警處理後去而複回以及與勘察現場之刑警大事周旋，顯然皆出于一個務使事件擴大、并藉媒體渲染而公諸于世的動機。
待我将羅德強的行徑整個逆轉過來思索一遍的時候，立刻想起了龍芳對高陽說過的兩句話：“衆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論。
”質言之：羅德強臨終前迹近瘋狂的最後一搏竟然也猶如龍芳和陳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東京紅杏》和一篇無的放矢的感謝題記——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後黑手猙獰出面”了。
當然，作為“随手”之體的高陽殘稿中還留下許多有頭無尾的線索，比方說：王新衡在陳述李绶武、魏誼正二人渡海來台途中“倚舷把晤”、說到兩人分别與歐陽秋父子論交的故實，卻懔于“兇險蹊跷說不定就找上門來”而忽然打住。
又比方說：原來李绶武于民國四十四年中潛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樁無頭公案，此案在殘稿中原屬不必要的枝節，可是于我卻有似曾相識之感。
高陽既稱“直到走筆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詳其實”，則何須閑筆帶過？再比方說：那一部《肉筆浮世繪》按理應該由高陽妥為保管且攜回台灣；此書若為魏三爺所托帶，則是否已轉交其手？至少它并不在高陽遺贈給我的七本書之中。
據高陽臆測：當年曾被龍芳視為“有懷璧其罪之虞”而歸還東寶的這部“孤證”之書如果會帶來殺身之禍，則高陽是否以為時隔二十餘年、形移勢變、事過境遷而膽敢以身涉險？按諸數年後高陽在榮總突然病況加劇、驟爾亡故的結局看來，甯非與《肉筆浮世繪》所可能揭發者有着草灰蛇線的關系？
這樣一步一蹭蹬地推疑下去，我越來越知道高陽以半部充滿了有頭無尾的線索的殘稿交付于我的用意。
他的欲語還休，為的隻是召喚我、誘導我、啟發我在一本又一本我大多未肯認眞讀完的書籍裡拼湊出早已存在着的答案。
許多曾經有意無意獲得那答案之中極小一部分、一片段的人曾經書寫，然後亡命無蹤、甚至死去。
而那些殘留下來的文字則理所當然地被不關心或不耐煩閱讀的世人棄置在任何一個距離日常生活稍遠的角落之中；不複聞問、不複顧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對每一個隻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實十分迫切的秘密；這些秘密原本将會告訴我們，究竟是什麼力量已經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變我們信以為眞的曆史、甚至現實。
我們無知，因為那個“理想的讀者”希望我們如此。
讓我們回到“理想的讀者”這個語詞。
先前我在提到這個語詞之際曾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我是這樣說的：“理想的讀者”能夠透過殘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義；且基于這份了解而訴諸某種符合作者所預期的行動。
我當然可以就亟欲湮滅和“周鴻慶事件”相關曆史的諸般行動來指稱：這“理想的讀者”就是洪達展。
一個擁赀億萬、高踞廟堂、隐身幕後，處心積慮要并呑老漕幫的野心家，一個企圖結合情治單位、重建特務統治、拉攏百數十年來地下社會大小新舊各械鬥團體的罪魁禍首。
他是童話故事裡的惡狼、宮廷傳奇裡的毒龍、曆史寓言裡的梼杌、江湖轶聞裡的魔頭。
然而，這并不是高陽所期許于我的事——他恐怕并不以為用作品勾逗、觸犯甚至挑釁一個無敵的惡棍會是書寫者最終的目的。
我反而認眞地相信：高陽的殘稿是在考驗我拼湊答案的創作過程。
在火車即将抵達台中之前片刻，我并不知道馬上就要下車，我甚至以為可以永遠不必下車、而永遠沉浸在構思這部《城邦暴力團》如何展開的摸索之中。
我也不會知道田我立志以一部小說去“把“他們”攪渾、攪亂的世界攪得再渾、再亂一點”的時候，并不眞地了解《城邦暴力圑》繁複的曆史背景和詭谲的鬥争陰謀其實牽涉到多少我無能處理的材料、無法解釋的問題、甚至無從叙述的情感。
正因為如此無知，試圖去把它寫出來的渴望才會那樣迫切、那樣迷人；反過來說：也正因為書寫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甯可持續處于懵懂茫昧的狀态，讓一個又一個對曆史和現實的疑問與迷惑猶如夜行列車外不時閃爍的燈火，逐字逐行點亮，吸引我蹒跚走過原本已歸于阗黯、歸于寂滅、歸于遺忘的時空。
那個“理想的讀者”或許也會找上我，然而無論如何他必須等待——這是另一個我在火車上尙未及知曉的謎——他會等多久呢？而我祇能說，他至少得再等整整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