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拂曉，正西方兩百五十公裡處，警察中尉卡裡姆·阿杜夫讀完了一篇關于利用基因指紋指控強奸和謀殺犯罪活動的犯罪學論文。
六百頁的文章讓他幾乎整夜都沒睡。
石英鐘鬧了起來，他盯着上面的數字：7∶00。
卡裡姆呼了口氣，揮舞着将論文抛到房間的另一邊，然後去廚房泡了杯紅茶。
他又回到客廳——他吃飯和睡覺的地方，透過玻璃窗，看着外面。
他前額靠着玻璃，想象着在他剛被調去的污穢的窮鄉僻壤，是否有做基因調查的機會。
結果顯然是，機會渺茫。
年輕的馬格裡布人看着外面的路燈。
夜晚淡褐色的飛蛾似乎還不願飛走，粘挂在路燈上。
一種苦澀的滋味卡在他喉嚨口。
即使是從事最危險的犯罪活動，他也總是知道如何逃避蹲監獄。
可二十九歲成了警察後，卻要被關在比監獄還蹩腳的地方：一個位于沉積岩床中心，無聊透頂的外省小城鎮。
一個沒有高牆和鐵窗的監獄，一個精神上的監獄，一點點消磨着他。
卡裡姆開始幻想。
他看到，通過DNA和特殊軟件分析，自己正在逮捕連環殺人犯，就像美國電影裡演的那樣。
他想象着一個技術小組正在研究罪犯的基因類型，通過研究和數據分析，專家在染色體鍊上某個地方，分離出一處缺失。
他們把這處缺失認定為案子的核心，甚至是犯罪沖動的關鍵。
在某個時期，人們就談論過，一種雙Y染色體是殺人犯的特征，但事實證明，這個思路是錯誤的。
然而，在卡裡姆的幻想中，一種新的“拼寫錯誤”被證明存在于基因鍊的堿基組合中，這是因為卡裡姆自己不辭辛勞的追捕，才得以發現的。
突然，年輕的警察禁不住打了個寒噤。
他知道，如果這種“錯誤”存在，它同樣也流淌在自己的血管裡。
對卡裡姆來說，“孤兒”這個詞從來說明不了什麼。
我們隻能對所知道的表示遺憾。
這位馬格裡布人從來沒有經曆過多少像樣的家庭生活。
他對家庭的記憶僅限于楠泰爾市莫裡斯—多黑大街，僅限于家裡地闆的一角和一台黑白電視機。
卡裡姆在一個沒有歡樂、沒有色彩的街區中心長大。
閣樓挨靠着大廈，混雜的地段漸漸蛻變成城市。
他還記得和工地工人們玩躲貓貓，是他們，為他灰暗的童年營造了一點光明的空間。
卡裡姆是一個被遺忘的小孩，或者是被撿來的，這取決于你怎麼看。
總之，他從未見過自己的父母。
後來有人給了他受教育的機會，他也沒有再回顧自己的出身。
他阿拉伯語說得不好，對伊斯蘭教也隻有模糊的概念。
很快，這位青年擺脫了他的監護人——那些家庭教育家，他們的好意和單純常常讓他想吐——投身到城市生活中。
于是，他發現了楠泰爾，一個沒有約束的領地。
一條條寬闊的大街、高大的居住樓、工廠、行政樓……城市中急匆匆穿梭着的憔悴行人，穿着肮髒的舊衣服，他們的明天從來都不會有動人的旋律。
然而，他還保存着青少年時期動人的記憶——他那沒有未來的朋克時期。
十三歲，他有了第一批夥伴，第一批女人。
在青春期的孤獨和苦難中，卡裡姆卻懂得了愛和分享。
在經曆過孤苦的童年後，苦惱的青春時期給了他第二次偶然的機會，能向别人和外界打開心扉。
直至今日，卡裡姆還清楚地記得那個時期：長時間待在啤酒店裡，擠在電動彈子台邊起哄，和夥伴們一起哈哈大笑。
整日無邊的遐想，和女孩搭讪會羞澀，還會想念在高中樓梯上看到的年輕女人。
但是，郊區也扼殺着他的人生目标。
卡裡姆一直都知道，楠泰爾是壓抑的、沒有後路的，這個城市也同樣暴力、枯燥。
一個星期五晚上，一夥人突然出現在遊泳館的小酒吧，當時酒吧正在通宵營業。
沒說一句話，他們就拳腳相加，用瓶子打破了老闆的臉。
事情的起因很老套：不付啤酒錢，被拒絕進酒吧，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沒有人敢動。
但是，那個男人在櫃台下窒息的叫聲，像回音一樣，深深刻在卡裡姆的神經裡。
那一晚，有人向他解釋了一些名字、一些地方、一些流言。
那時，馬格裡布人隐約看到了另一個他想不到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超級暴力生物、不可涉足的禁地和危險的酒吧。
另外一次，就在一場音樂會開始前，在老市政府大街上，一場群架演變成一場屠殺，一些小幫派陸續沖出來。
卡裡姆看到被打爆頭的男人們在地上翻滾，一些女孩頭發上沾着血，躲在車子底下。
馬格裡布人長大了，這裡的劇烈動蕩讓他再也認不出曾屬于他的城市。
人們崇拜地談論着維克多，一個在樓頂給自己注射毒品的喀麥隆人；談論着馬塞爾，一個臉上有麻子，前額上刺着一顆藍色痣的流氓，他在印第安，幾次因為襲警被判刑；談論着雅梅爾和薩伊德，他們持械搶劫了儲蓄所。
有幾次，卡裡姆在中學門口看到這些家夥。
他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