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玩。
我聽得骨頭裡風聲鶴唳。
我放下手中有些冰涼的酒瓶，對劉半仙說：“這不可能！”劉半仙根本不想睬我，他說他有一個表侄在省城當律師，正在為鄭天良辯護，我說能不能讓我見一見你這位表侄，的士費我來付，劉半仙說槍斃一個副縣長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我沒有看到報紙上關于我舅舅鄭天良判處死刑的消息，去年冬天我在省報上看到我舅舅是全省“人民滿意十佳公仆”，十二年前我還在報紙上看到過我舅舅是“全國優秀共産黨員”。
風越來越涼，天黑了下來，巷口電線杆上一盞路燈很勉強地亮了。
我從牙縫裡擠出一百三十塊錢，請我認識的省法制報記者李成品到“楓林假日酒店”三十二樓旋轉餐廳喝了一晚上啤酒，向他打聽鄭天良案件的真假。
李成品對我說：“這個案子現在當然不能報道，縣處級幹部要等到槍斃後才能見報。
省高院終審判決前天才下來，‘十一’前要槍斃一批迎國慶，大多是搶劫強xx殺人的，領導幹部好像隻有鄭天良一個副縣長。
”
李成品平靜地叙述這件事就像叙述一個毫無意義的陳年往事一樣，沒有一點情緒，他警告我不要亂寫，不是什麼錢都能掙的。
我連連稱是。
旋轉餐廳下的城市裡萬家燈火，我看到城市的霓虹燈川流不息地閃爍着物質的光輝，那些我看不見的乞丐、小偷、妓女、強盜、盲流們正在夜色的掩蓋下傾巢出動，整個城市被欲望折磨得口吐鮮血，一片絢爛的粉碎。
等到我回到老家合安縣調查了解我舅舅鄭天良案件内幕時，我舅舅鄭天良已經被槍斃了。
時間是二000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太陽像一個爛西紅柿懸挂在村西伏牛崗玄慧寺的上空，呼嘯的西北風刀子一樣削過江淮丘陵幹裂的土地和鄉親們一張張枯燥的臉，黃昏時分，我舅舅坐在一輛破舊的“伏爾加”車子裡聽到村裡傳來了一些瑣碎的狗叫聲，他叫司機小王将車停在玄慧寺後面的土公路上，“車開到村裡太招搖，鄉親們會有意見的。
”然後他從口袋裡摸出一張拾圓的鈔票遞給司機小王：“汽油費交到縣政府行管局，再補一個單子給我就行了。
”小王手裡攥着鈔票有些不知所措：“鄭縣長，汽油費隻要六塊錢。
”
我舅舅走下汽車的時候，我家西廂屋裡的光線已經很暗了，每個人的臉都含糊不清。
母親躺在一張鋪滿了稻草的床上，聲音灰暗而軟弱：“兩個月了，三十劑方子都吃下去了，你們不要瞞我了，不是胃潰瘍……”
屋裡彌漫着一層濃厚的中藥的味道，父親蜷在牆角的凳子上默默地抽煙，像一隻氣息奄奄的蝦。
沒有人說話。
父親去竈屋裡燒晚飯，我到村口的井裡挑滿了一缸水。
當我将最後一桶水倒進缸裡時，父親叫住了我。
我看到竈堂裡的柴火照亮了他醬色的臉和臉上與皺紋同樣深刻的絕望。
他說：“家裡實在拿不出錢了。
你明天去找王三娘來做老衣（壽衣），留幾百塊錢讓孫拐腿他們來割一口好棺材，大葉楊材質松，是不是用杉木的？”竈堂裡的煙灰源源不斷地從竈口吐出來，父親的臉如同一塊肮髒的破抹布。
我沒有說話，眼淚情不自禁地奪眶而出。
我聽到屋外的風聲此起彼伏，整個村莊和村莊裡光秃秃的樹在風聲中四分五裂。
這麼多年來，村裡死去的鄉親們基本上與壽終正寝無關，他們大多數是在生了病後因無錢醫治而從醫院擡回來坐以待斃，像我母親這樣患了癌症的人幾乎百分之百地提前放棄治療，殺一隻雞，用買藥的錢換幾兩肉炖了，讓病人最後享一些口福，感念一下親人們的恩情。
我從小時候就知道了村裡好多人都是臨死前床頭放着一碗肉，吃肉是我故鄉父老鄉親們為之奮鬥一生的理想，這種理想以一種殘酷方式呈現在咽氣的慘景中，我總覺得這跟電影中槍斃犯人前讓他們喝酒吃肉雖然時間地點不同，但性質一樣。
我中專畢業兩年多了，沒有拿到一分錢工資，農藥廠分給我抵工資的二百多瓶農藥一瓶也沒賣掉，我不敢從縣城拉回家來，母親非常聰明，她已經感到了我們以胃潰瘍欺騙她，近些天她反複唠叨說家裡菜地裡蟲子已經鑽到卷心菜心了，再不打農藥過冬的菜就腌不成了。
我看到母親的眼睛裡流露出對農藥的強烈渴望。
這幾天我隻對父親說一句話：“家裡的菜地不許打農藥，我也不會把農藥帶回來。
”父親說你去城裡帶幾瓶回來吧，省得花錢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