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沉默表示拒絕。
天徹底地黑了，如同我此刻黑暗的心情。
屋裡沒有開燈。
舅舅鄭天良在黑暗中悄悄推開了我家的院子裡那扇腐朽的木門，他的身後尾随着一些忠于職守的狗叫聲。
父親開了燈，我看見舅舅穿着一身樸素的衣裳，如門闆一樣結實的身材站在光線幽暗的竈屋裡頂天立地，舅舅對于我和父親就像海難中無望的求生者抓住了最後一塊木闆，這種時候，哪怕是一根稻草也會給我們帶來希望。
我用袖子抹了抹并沒有灰塵的凳子讓舅舅坐，舅舅卻跟父親一起蹲到了竈堂下，手伸向竈口取暖。
舅舅鄭天良說：“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你們明天就坐汽車到南京腫瘤醫院去治病。
”他的聲音裡帶着一種命令性的不容置疑的口氣，這種專制的聲音此刻無比親切，它給了我們死裡逃生的信心和力量。
于是我給舅舅倒了一碗水，我舅舅鄭天良副縣長蹲在竈堂下邊咕咕噜噜猛喝一氣。
父親說：“我不想再花冤枉錢了，還不如給他媽買點肉吃，他媽最喜歡吃紅燒肉，眼見這就吃不成了。
”父親的眼睛裡注滿了渾濁的淚水。
舅舅說：“不行，沒有錢，發動親戚朋友大家一起湊！”
舅舅說明自己的原則立場後，立即來到西廂屋裡看我母親，一個強悍的漢子那般溫和似水地輕輕地坐在我母親的床邊，他抓着我母親的手說：“姐，我來看你了。
”
母親軟弱無力地說了“兄弟”兩個字就泣不成聲地哭了，我也站在一旁抹眼淚，舅舅小心謹慎地幫我母親掖好被子，說：“姐，明天你就去南京看病，會好的。
”
母親從喉嚨裡擠出一句話來：“兄弟，我是看不好了，有你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
”
舅舅給母親端來了中藥，将母親扶起來坐好，然後端碗讓母親将藥一口一口地喝下，我看到舅舅的手在不經意中顫抖了一下，我想舅舅面對着母親肯定想起了剛生下自己就死去的外婆。
舅舅是下班前抽空來看我母親的，他說晚上還要趕回去開常委會，也沒在我家吃晚飯，臨走前，他丢下了五百塊錢并對我說有什麼困難就直接去找他。
第二天是一個更加寒冷的日子，天空凍得硬梆梆的，陽光軟弱無力地照耀着枯萎的土地和村莊裡的煙囪。
母親臨走前一定要去玄慧寺燒香，于是我們扶着她到了殘破不堪的寺廟裡對着觀音菩薩三跪九叩，沒有經聲佛号的寺廟裡落滿了從前的灰塵和舊時代的影子，母親用手指着正殿旁的纏滿了蜘蛛網的禅房說：“你外婆在這裡生下你舅舅的當天就死了。
”說着說着就淚水滿面，一柱沉香在佛龛中騰起細細的青煙，屋外灌進來的風将煙揉碎了。
一把生鏽的鐵鎖鎖住了我家的院子和對生活全部的希望，家裡的豬和雞全都賣光了，空空的豬圈和雞窩注解着一個農民家庭的徹底破産，我們家提前犧牲的兩頭豬和十九隻雞在此後許多年裡令我無比感動，我覺得它們是一些殺身成仁的俠客，它們以站立的姿勢活在我的歲月裡。
懷揣着變賣家當和東挪西借來的三千塊錢，我和父親扶着母親上路了。
我們一家三口拎着臉盆、水瓶、碗筷、毛巾臉色蒼茫地在南京長途汽車站下了車，先是父親随地吐痰被罰了兩塊錢款，後來坐公共汽車去腫瘤醫院又坐反了方向，折騰到下午五點多鐘才找到了醫院，我看到母親臉色發灰，手捂着胃，額頭直冒虛汗。
三千塊錢不到一個星期就用完了，醫生說胃癌中期，如果開刀的話，可能活個三年，最長有活八年的。
手術費要兩萬六千塊錢。
父親當時就癱倒在醫生辦公室的椅子上，二十歲的我此刻反而堅強了起來，我沒有流淚，我覺得我必須在這個時候支撐起家裡全部的不幸和災難，我已經是個男人了。
我扶起了父親，安慰說：“會有辦法的。
”父親說：“我們讓你媽回家吧！”我說：“不行，舅舅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他說有困難直接找他。
我馬上回去！”
父親的意志已經崩潰了，他像一個束手就擒的戰俘，目光遊離、神情渙散，整個下午都在夢遊。
我對母親說：“媽，醫生說你胃裡有瘤，做個手術就好了。
”母親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看我表情輕松，就說：“隻要不是癌，長個瘤就不怕了，你小時候經常撞在水缸上，頭上碰出的瘤有雞蛋大，過幾天就自動消了。
我這瘤怎麼長到了胃裡，真倒黴！”母親把“腫瘤”和“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