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不徇私情，在座的各位包括我本人，誰的夫人是在家待業的，誰的夫人隻拿六十塊錢生活費？沒有。
前不久，我還提到了将鄭天良的愛人調到外貿局或商業局，人事局我也打了招呼，接收單位也落實了，可老鄭就是不同意，他說回收公司七十多人都沒安排，他不能搞特殊化。
愛人跟他吵，他就是不答應。
三是為官清廉，老鄭從來都不用公款招待私人吃喝，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姐姐用了一次公車交了十塊錢汽油費，這次萬源的五萬塊錢賄賂款上交縣紀委，雖然客觀上造成了省建行貸款不到位，但不能說他上交賄賂款就是錯誤的，難道一個黨員幹部把五萬塊錢留下來居為已有就是對的嗎？顯然這是說不過去的。
這次貸款事件有其深刻而複雜的社會原因，不能把社會的不正之風造成了我們工作受阻的責任劃到老鄭頭上去，這是不公平的。
”
鄭天良聽着黃以恒的話，是真的被感動了，他覺得自己受了這麼多委屈，隻有黃以恒是最了解他的，他内心裡産生了對黃以恒的真誠的愧意。
進縣政府以來，他總是對黃以恒的決策持懷疑态度甚至公開進行否定，而黃以恒從來沒有跟他發生過正面沖突，表現了一把手寬闊的胸懷和氣度，雖說都是為了工作，但他内心裡實際上多少還是有那麼一點不信任和心理的不平衡。
然而鄭天良很快又為自己找到了一些借口，他認定自己絕對是從工作的角度跟黃以恒唱反調的，而一旦争執的事情形成決議後，他是不折不扣地執行的，就拿合和醬菜廠搬遷和承包來說，雖說跟黃以恒頂得很厲害，但最後他還是從大局出發去廠裡做說服動員工作。
他覺得他是支持黃以恒工作的，他給“五八十”潑冷水是怕黃以恒在工作中出現更大的漏洞，他這種支持比田來有的肉麻的吹捧和毫無原則的贊揚更真實更誠懇。
想到這些，他也就漸漸地内心平靜了下來。
黃以恒以一把手強有力的論述證明了鄭天良優秀共産黨員的必然性，他用這種方式說話的時候，看起來是征求大家意見，實際上是不容更改的意見。
一般說來，領導說話的語氣和叙述态度就已經告訴你發揚民主的尺度和距離是多遠了，有時候，領導的話一出口就知道讨論隻是一個儀式而已，所以做下級就一緻說完全贊成或同意的話，不懂這一點，就說明你的修養還不夠，功夫還不到家。
所以今天黃以恒将話說到這個份上，很顯然不是為了征求意見才這麼說的。
于是大家都表示同意。
隻有田來有沒說話，但他也沒說反對，應該算是棄權，不過這一票棄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鄭天良在這個冬天的晚上就成了“全國優秀共産黨員”。
黃以恒問鄭天良有什麼話要說，鄭天良被田來有一開會就将了一軍，氣得情緒有點扭曲了，所以黃以恒讓他表态的時候，他仿佛一個受委屈的小媳婦終于找到了一個出氣的機會，他第一次說了兩句套話：“感謝同志們對我的信任，我也會把這個榮譽堅持和捍衛下去，我相信人間自有公道在，改革開放決不能以犧牲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為前提。
我雖然做得還很不夠，但我無愧于良心，無愧于共産黨員的神聖職責。
這就是我要說的話。
”
雖然是候選人，但材料上報後，很快就獲得了批準。
鄭天良從縣城到省裡同許多優秀共産黨員們一起，坐火車到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了中央的表彰和中央領導的接見并合影留念。
前後十多天時間，鄭天良好像一直在夢中飛行，那種神聖與莊嚴的感覺就像一個教徒終于聆聽到了神的召喚和上帝的福音。
這一年冬天許多豪華而體面的場景成為鄭天良一生最重要的記憶。
十一年後，鄭天良被槍斃前回憶起這一年冬天北方的天空和陽光，不禁潸然淚下。
吳成業反對同時建五條商貿大道，認為這是窮人擺闊；鄭天良反對上啤酒廠，說合安縣建五萬噸啤酒廠是不切實際的左傾冒進。
盡管他們的表達方式不一樣，但性質是一樣的，即反對“五八十”工程，反對“五八十”工程，等于是反對黃以恒，而他們都是黃以恒在行政幹部學院時的同學，小縣城是沒有什麼秘密可言的，風吹草動全城都能感覺到搖晃，所以縣城裡的政界的人們都說這是“第三梯隊”間的矛盾，在這個矛盾當中，黃以恒表現出了應有的大度和胸懷，以事業為重，以合安縣經濟發展的大局為重，忍讓妥協，求同存異；也有些人挑拔說黃書記心太軟，對兩個反對派姑息遷就，這等于是政治上戰略退卻，等于是放任後院起火。
不過，吳成業泥鳅翻不起大浪，他不過是城建局的一個副局長，就像一篇文章中的一個無關緊要标點符号，完全可以省略或忽略不計，而鄭天良就不一樣了，他是分管工業的副縣長，負責着工業區的建設，他的殺傷力足以毀掉“五八十”工程，而黃以恒不但沒有聽信别人的讒言，還把“五八十”工程的重中之重交給了鄭天良。
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吳成業反對後說不幹就不幹了，而鄭天良卻不一樣，他雖然在會上反對，但他在會後仍然嚴格執行縣委縣政府形成的各項決議，工作照樣地幹，這就是說原則性比吳成業強。
吳成業在商貿大道建設中總是提出這樣那樣的責難和反對意見，黃以恒并不跟他計較，就讓他在一邊負責監管進度，決策上的事和投入的事就不讓他插手了，拆遷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