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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家六口人，桌上堆滿了二十四個菜，冷盤、熱炒、燒菜、燴菜、湯煲一應俱全，鄭天良差點說出了“吃飯還要搞這麼多形式主義幹什麼”，但大過年的，場合不對，也就不說了。
黃以恒拿出了一瓶“茅台”，他一邊給鄭天良倒酒，一邊解釋說：“我這可不是什麼搞腐敗撈來的，我是特地為你來在百貨公司買的，當然了，這是錢萍開後門買來的。
我們兩個在縣裡一年忙到頭了，開後門買一瓶好酒也算不上什麼滔天罪行。
”
鄭天良似乎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反駁黃以恒，即使能找出來，也不能在黃以恒将自己待為上賓的時候，為一瓶好酒上綱上線。
黃以恒不停地給鄭天良夾紅燒豬蹄，又招呼錢萍給周玉英舀老母雞湯，從場面上看，不像上級請下級吃飯，倒像下級請上級吃飯。
鄭天良在這種感覺中對黃以恒就多了一份情感的東西，情感就像老母雞湯，又濃又稠，讓你無法拒絕。
兩個孩子吃兩口，就去玩一氣，他們對吃飯不感興趣，他們生活在遊戲中。
桌上實際上隻有四個大人在吃喝，黃以恒倒了滿滿一大杯酒敬鄭天良夫妻倆：“我一直是把老鄭當作兄長來尊重的，這不僅是因為老鄭年齡比我大又是我以前的老上級，更重要的是在我們的合作中，無論我們遇到什麼工作分歧，但最終都是老兄讓着小弟，而且在很多謠言和挑撥離間中能保持清醒的頭腦，這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所以我以私人的名義向鄭兄和嫂子表示感謝。
”說着一仰脖子将酒全都倒進了喉嚨裡。
鄭天良也站起來回敬黃以恒夫妻，一是對盛情招待的感謝，再就是接着黃以恒的話表明了态度，他說：“當我以工作為重，以事業為重，以黨的原則為重的時候，我就不會把工作分歧上升到個人恩怨上去，也不會相信什麼謠言。
”
黃以恒接着說：“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喜歡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無限地擴大化和階級鬥争化，比如說在老鄭到實驗區任職一事上，就有人傳言說這是梁邦定書記的安排，說我跟老鄭都是梁書記的人，是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其實這完全是我跟老鄭協商的結果，那根本就不是一個什麼美差。
進常委怎麼啦，以老鄭的政績和能力，早該接任縣長了，但有些事就是擺不平，市裡縣裡的有些人就是不希望我們兩個人同時上嘛，我都幹累死了。
”
黃以恒歎了一口氣，又給鄭天良倒滿酒，鄭天良說自己酒量不行，黃以恒就說你喝半杯我喝滿杯，兩人你來我往竟将一瓶酒對吹了。
周玉英在用汽水敬黃以恒夫婦，她說：“我家老鄭是直脾氣，有得罪黃書記的地方，還請你多多包涵，他這個人沒心眼。
”
黃以恒也恰到好處地說：“我有時候跟老鄭溝通不夠，事情一多，就不大注意細枝末節了，在有些事上做得也很不周到，也産生了一些誤解，還望鄭兄和嫂子能寬恕。
”
燈光照耀着桌上漸漸變涼了的菜，鄭天良面前是一堆骨頭，嘴上不可避免地油光燦爛。
這次家庭宴會不知不覺中就成了一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聚會，成了一個互相諒解互相團結的聚會。
家是一個充滿溫情的地方，家裡的事任何時候都顯得很好解決，因為家裡的矛盾是定位在自家人這一性質上的，所以一般說來，私人的事在家裡解決，工作上的事在酒桌上解決，這幾乎就成了中國國情的另一道風景。
臨走的時候，黃以恒送給鄭天良一條“紅塔山”香煙，鄭天良堅決不要，黃以恒說：“你不要把我們的私下裡的關系工作化好不好，這是老弟給你老兄的一點敬意，總不能算是我向你行賄吧？你不還帶來一瓶芝麻油嗎，如果你非要在大過年的時候按工作原則辦事，那你就将麻油帶回去，另外我們再坐下來算算今晚的夥食費，人均分攤一下要付多少錢。
這不是存心要将我們的關系庸俗化嘛。
”
鄭天良無話可說，周玉英接過黃以恒的香煙，說：“隻要是黃書記給你的，一千條也照收不誤，既不是建築隊給你的，也不是下級給你的，怕什麼？”
黃以恒說：“嫂子，我可沒有一千條煙送老鄭，我這還是從牙縫裡摳出來省給他抽的，因為他煙瘾比我大。
”
鄭天良晚上回來後，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覺得黃以恒對自己除了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外，在對待妻子周玉英工作的事上，在推薦全國優秀共産黨員這件事上，在對他的人格尊重上應該說是無懈可擊的，即使在他當副縣長一事上也都是當作自己的事來辦的。
從私人情感上說，黃以恒對自己關愛有加，到王橋實驗區當管委會主任，給自己的進退都留好了路，還進了常委。
把三省交界的這樣一個全省矚目的綜合經濟實驗區交給自己，也就是給了自己第二次獨擋一面再創輝煌的機會，也等于是為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舞台。
這裡面包含着信任，更包含着關心，但黃以恒不願直接說出來，他隻是說這是不好幹的工作，是一個讓他很為難的工作，隻有不好幹的工作為難的工作才能做出政績來。
九十年代第一個春節是鄭天良過得最愉快的一個春節，他像一個加滿了油的推土機，野心勃勃地要在王橋集推出一片嶄新的世界來。
年初六一大早，鄭天良就讓沈一飛開着縣委的一輛舊的桑塔納送他到了王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