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後，再也拿不出錢來養活妻兒，想起跟我含辛茹苦這麼多年的妻子，三十歲的年紀臉上皺紋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無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沒有後悔藥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堅決地槍斃自己，我隻能說我的運氣不好，如果陽光小酒館生意好的話，我是不會跟張秋影搞那種婚外遊戲的，如果生意好的話，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鈔票面前，妻子最起碼不會将我掃地出門。
錢是可以為靈魂贖罪的。
我見到韋秀的時候，她正在屋裡跟我五歲的兒子過不去，我兒子将一塊骨頭沒啃幹淨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擁而至許多隻蒼蠅，韋秀一巴掌打在兒子的臉上，兒子哇哇大哭起來。
我憤怒地指着韋秀罵道：“你是畜牲呀？兒子才五歲，能啃幹淨骨頭嗎？你這破骨頭還能啃出多少肉來？”韋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樣子，也蹲在地上跟兒子一起哭了起來。
她數落我：“大半年了，你給我們一分錢了嗎？兒子還有你這個父親嗎？”
我一把摟過兒子，擦去他臉上的淚水，兒子很乖地縮在我懷裡不哭了，他瘦得像一隻小雞，臉上被風吹裂了，兩行鼻涕拖到了嘴裡，手上髒兮兮的。
這時候，我忽然想哭。
我從口袋裡掏出五百塊錢，放在桌上，對韋秀說：“今年稿子不好賣，這次回來總共才拿了七百多塊錢稿費。
”
韋秀抹着眼淚說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沒法過了。
”
我說：“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師費、訴訟費實在花不起。
”
韋秀警惕地看着我：“隻要你把兒子給我，我就同意協議離婚。
”
我說：“兒子跟你過，心靈會被扭曲的。
”
韋秀又露出了兇相：“兒子跟你過不會走正道，不僅心靈要被扭曲，還會被餓死，你不配做父親！”
這一刀捅得我心裡鮮血淋漓。
望着陰暗而發黴的牆上還挂着我們結婚時的照片，兩個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覺得這是對今天這個場景的巨大嘲弄。
韋秀跟我戀愛的時候，我正在一家報社拉廣告，她以為嫁給了一個大記者，後來才發現我是一個拉廣告的臨時工，不過那時候，我的業績相當可觀，她這個普通工人的女兒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當時送給她的，她吃的第一頓肯德基也是我帶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國的燈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物質虛榮帶給她的生活情調。
她一直活在沒有情調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樣。
然而當她将賭注押到我身上時，沒有充分考慮到股市是有風險的。
我找到法制報記者李成品問他有沒有需要寫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鄭天良的事寫出來賣一些錢，最好能給我提前支付一點稿酬，不然這個冬天我将走投無路。
因為我請李成品喝過一次酒，所以他對我還算比較客氣，他給我引薦了一位南方的書商姚遙，姚遙請我和李成品在“椰島海鮮樓”吃飯。
姚遙開門見山地對我說：“鄭天良的級别太低，副縣長被槍斃是沒有什麼賣點的。
”
我讨好地給他敬了一杯酒，說：“鄭天良一生的經曆還是很有些發人深省的，我想從他的堕落中挖掘貪官的人格分裂與自我異化的本質。
”
姚遙手上套着粗如手铐的金鍊，他用戴着鑽戒的中指漫不經心地敲着桌子：“你不要給我故作高深了，我們對你要揭示的性質毫無興趣，我們需要的是貪官們令人刺激的腐敗表演，我們這套書選的都是廳局級以上的高官，省部級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書名就叫《100個貪官與他們的女人們》，你手裡的這個副縣級小官隻能是在這一百本書中起到插花點綴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現，還是可以考慮入選一本的。
”
我的腰和我的尊嚴同時彎下了：“我舅舅，不，鄭天良這個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窮兇極惡的，比起高官來，有過之無不及。
”
李成品吐出了嘴裡的海蟹殼，補充了一句：“貪官難過女人關。
”
姚遙輕松地接上話題：“在我看來，當官如果不搞女人，還有什麼當頭，除非他真是把共産主義當作信仰了。
”
我與姚遙簽了一個意向性合同，答應寫一本。
要求是必須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寫貪婪和淫蕩，紀實加虛構。
總之要有市場賣點。
速戰速決，二000年十二月底前必須交稿。
千字兩百，二十萬字。
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寫成後可賺四萬塊錢。
我決心以出賣我舅舅的腐敗經曆來換錢換煙換酒換我兒子的奶粉，現在多少書商和寫手們就靠腐敗分子被逮捕和被槍斃的内幕過日子，這就充分說明腐敗分子們對社會是有貢獻的，最起碼像我一樣的窮人對這個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
沒想到，我舅舅鄭天良在活着的時候不幫我的忙，死後卻來為我出力了。
然而當我再回到合安縣了解情況的時候，我舅舅的表現遠遠沒有達到書商所說的“刺激和赤裸裸地淫蕩”的要求，我舅舅鄭天良雖然罪大惡極，但他作案隻有一年多的時間，在大部分歲月裡，他是一個口碑很好、求真務實、廉潔奉公的幹部。
而我感興趣的是，鄭天良的一貫優秀的表現究竟是不是裝出來的，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對破譯謎語更有熱情。
鄭天良除了開會很少去縣城，他在馬壩鄉尋找到了安慰與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