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蔑視的表情，于是，我頂住妻子的壓力，堅決不買房子，将掙來的血汗錢用來開了一個“陽光小酒館”，由于資金少，小酒館隻好開在一個窮人很多的舊街巷裡，擠在一大串賣燒餅的、炸油條的、租影碟的、修車補鞋的、開美容院的小鋪子中間，生意很清淡。
陽光小酒館籠罩在城市的陰影之下，終日不見陽光，像一個潛伏在雜亂無章的人群中的小偷或一個臉上塗抹了許多脂粉随時準備賣淫的妓女，産生這種感覺的時候，我就特别的灰心和絕望，每天守着小酒館望着城市的天空發呆，繁華的城市以及高樓裡面每一扇窗口都在拒絕着我的妄想，我是這個城市随地吐出的一口痰。
我在無法拯救自己又不願正視現實的時候，就隻好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反抗這種生活，這就是我跟隔壁美容院的小姐張秋影在去年冬天一個下雪的夜裡終于滾到了一張床上，我知道美容院基本上不是用來美容的，所以就讓她到我店裡來當服務員，每月開800塊錢工資，可慘淡的生意使她無法堅守我們之間性質可恥的愛情，臉上的脂粉一敗塗地，偶爾來幾個客人吃飯，她動作懶散地将筷子和酒杯很馬虎地丢在客人的面前，像面對着借錢不還又不好當面發作的窮親戚一樣冷若冰霜。
當我決定跟她分手的時候，她卻提前将我一腳踹了，她跟一個做白粉生意的小夥子走了，一聲招呼都不打。
這短命的不切實際的愛情毀掉了我和妻子十年夫妻情分。
隔壁美容院小老闆反複找到我妻子說我挖美容院牆角，妻子終于忍無可忍地跟我鬧起了離婚，我真心誠意地向妻子認罪：“能不能給我悔過自新的機會？”妻子韋秀在即将破産的紡織廠當女工，她不參加靜坐示威，卻對我義正辭嚴地說：“如果你真的找一個本分的女人，我也許能夠原諒，可你找一個妓女來侮辱我。
”
小酒館在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裡倒閉了，韋秀不願寬恕我。
離婚的焦點是五歲的兒子判給誰，我要兒子歸我，她對我的律師說：“誰都不會相信一個嫖客能培養出品質優秀的兒子來。
”
我簡直憤怒到了極點，我跟張秋影是由認識而後才上床的，是有感情的，而且我除了張秋影外從來沒嫖過娼，怎麼能說我是嫖客呢？
這半年來，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罪惡，并企圖讓時間沖淡和磨洗掉妻子的仇恨。
我現在租住在城郊結合部的一間民房裡，重新開始當自由撰稿人，寫一些殺人放火的稿子，掙一點小錢維持生計。
心裡空虛時，就鑽進網吧上網打遊戲，或找一些無聊的人聊更為無聊的話題，諸如是否賣一些兵馬俑到國外換錢給下崗工人買飯吃，還有法輪功是否能把人帶到另外一個天堂等，反正不聊女人也不跟女人聊。
我作為一個生理上的男人已經基本上報廢了。
世紀末的人們，大都是不計後果地活着。
因此，隻有想不到的事，沒有不敢幹的事。
窮人的心理中有一種殺富複仇的欲望，他們都希望富人被謀殺或出車禍死于非命，巷口裡光着胳膊就着花生米喝劣質酒的窮人們在談到某有錢人或某領導幹部被殺被槍斃的新聞時，臉興奮得通紅，舉起酒杯一飲而盡，好像喝進去的是富人和貪官的血，很有營養。
我在無所事事的時候就拎半瓶酒擠在巷口跟他們一起說一些無政府主義的話，同時把聽到的一些殺人放火的傳說編成紀實拿到報紙雜志上去換錢。
賣魚的胡四時常拍着我肩膀說：“你也該槍斃，抽阿詩瑪煙，喝的酒也值十幾塊一瓶。
”我給他們每人倒上一杯，争辯說：“抽阿詩瑪就要槍斃，全國還不殺得屍橫遍野。
”其實我抽的是兩塊五一包的“天堂”煙，因為想跟他們套近乎，才咬着牙買一包好煙的，畢竟以前我有過錢，我時常總是想起孔乙已是穿着長衫喝酒的。
最近的稿子不好賣，各刊物和報紙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記者，我這個沒身份的人去案發現場常常被警察轟出去，有時候，他們還在我面前晃動着手铐警告我。
聽來的故事報紙雜志由于怕吃官司也不敢輕易采用。
《紅裙子》雜志社要我深入到暗娼中寫一個長篇紀實文學《女大學生走進夜總會》，千字三百。
想起自己三十多歲的人還要做小偷一樣去勾引女大學生窺探少女的隐私，我感到無比窩囊。
我對《紅裙子》編輯部主任王娟說：“如果我再年輕十歲，也許還能勾引到女大學生，更何況我現在一貧如洗。
”王娟在光線很充足的辦公室裡對我說：“沒有錢，我們可以預支一部分稿費給你。
”那神情很像一個恐怖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