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的數字。
這麼着，西服所有尺寸都不合身了，以緻要按住褲腰走路才行。
”
“有一點要問：為什麼沒裝個錄音電話，為什麼沒那麼做？”
“當然是因為不想落荒而逃。
一旦那樣做，就等于告訴對方我認輸了。
毅力的較量！或對方堅持不住，或我筋疲力盡。
嘔吐也同樣。
我盡量把它看作理想的減肥方式。
所幸體力并未極端下降，日常生活和工作基本能照常應付下來。
因此，我又開始喝酒。
早上喝啤酒，傍晚猛喝威士忌。
喝也罷不喝也罷反正都是吐，怎麼都一碼事。
還是喝來得痛快，也順理成章。
“接着，我去銀行提出存款，去西裝店買了一套适合新體型的西服，買了兩條褲子。
往西裝店鏡子裡一照，瘦也着實不賴。
想一想，吐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比痔和蟲牙痛苦少，比痢疾文雅。
當然是比較而言。
隻要解決營養問題和沒有得癌之虞，本質上嘔吐是無害的。
還不是，人家美國還賣人工嘔吐劑來減肥呢！”
“那麼，”我說，“嘔吐和電話最終持續到七月十四喽？”
“準确說來——等等——準确說來，最後一次嘔吐是七月十四日早上九點半，吐的是烤面包片和西紅柿色拉和牛奶。
最後一次電話是那天夜間十點二十五分，當時我正一邊聽埃洛爾·加納的《海邊音樂會》，一邊聽别人送的Seagram'sVO。
怎麼樣，寫日記這東西有事時就是方便吧？”
“的的确确。
”我附和道，“那以後兩個都戛然而止了？”
“戛然而止。
一如希區柯克的《鳥》，早上開門一看，一切都已然過去。
嘔吐也好電話也好，再無第二次。
我又恢複到六十三公斤，西裝和褲子仍吊在立櫃裡沒動，活活成了紀念品。
”
“打電話的人直到最後都一個調門？”
他把頭左右輕擺一下，以不無茫然的眼神看着我。
“不是的，”他說，“最後一次電話跟往常的不同。
對方先道出我的姓名，這和平素一樣。
但随後那家夥來了這麼一句：‘知道我是誰麼？’說罷沉默下來，我也不出聲。
十秒或十五秒，雙方都一聲不響。
之後電話挂斷，唯有電流的嗡嗡聲留下。
”
“真是那麼說的——‘知道我是誰麼？’”
“一字不差，就那樣說的。
說得緩慢而低沉：‘知道我是誰麼？’但聲音毫無記憶，至少近五六年打交道的人裡邊沒人是那樣的語聲。
很早以前還小時認識的人或從未說過話的人裡邊有沒有我不知道，但記憶中根本沒做什麼事會招來那樣的人怨恨。
既未針對某某人做過極不像話的事，工作又沒順利到緻使同行嫉妒的地步。
當然喽，男女關系上面如我所說是多少有愧疚之處，這我承認。
畢竟活了二十七年，不可能赤子一般白淨無瑕。
問題是那類對象的聲音——剛才也說過了——我一清二楚，聽第一聲就知道。
”
“不過麼，地道的人斷不至于專門同朋友的伴侶睡哪家子覺！”
“那麼說來，”他說，“你是說我心中的某種負罪感——自己都意識不到的負罪感——采取嘔吐或幻聽之類的形式出現了不成？”
“我沒說，你說的。
”我訂正道。
“噢——”他含了口威士忌，仰望天花闆。
“另外也可以這樣設想：你睡過的一個對象的男人雇私家偵探跟蹤你，為了懲戒或警告你而令其打了電話。
至于嘔吐隻是身體異常，二者偶然在時間上相碰罷了。
”
“哪個都大緻可圈可點，”他心悅誠服地說，“不愧是小說家。
但是就第二個假設來說，我可是現在也沒有中止同她睡覺的喲！為什麼電話突然不打來了呢？邏輯不通。
”
“大概厭戰了吧。
或者沒準雇傭偵探的錢接續不上了。
不管怎樣都是假設。
若允許假設，一二百個我都呼之即來，問題是你取哪一個。
另外就是從中學習什麼。
”
“學習？”他訝然問道，把杯底在額頭上貼了一會，“學習？什麼意思？”
“就是事情再來一次怎麼辦，還用說。
下次未見得四十天結束的喲。
無端開始無端結束，反之亦然。
”
“話說得不大中聽嘛！”他嗤嗤笑道，旋即恢複了一本正經的神情，“不過也怪，給你說之前我還一次也沒考慮到這點，沒考慮到……它可能卷土重來。
喂，你看真會重來？”
“那種事如何曉得。
”
他不時轉動一下酒杯，一點一點吮吸似的喝着威士忌，而後把空了的酒杯放在台面上，用紙巾擰幾下鼻子。
“或者，”他說，“或者下回發生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也不一定，例如村上你。
你村上也不那麼絕對一身清白吧？”
那以後他和我也見了幾次面，或喝酒或交換難以稱為前衛的那類唱片，一年約有兩三次吧。
我不是寫日記那一類型，準确次數記不清楚。
值得慶幸的是，他那裡也好我這裡也好時下都沒有嘔吐沒有電話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