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見解：“小說這東西說到底就是寓言，就是使寓言變得富有現實性。
”《Eureka》1989年6月号。
⑷主人公大多無父母無兄弟姐妹無妻子（有也必定離異）兒女，沒有上司沒有下屬，同事之交也适可而止。
作者說他讨厭日本傳統小說特别是“私小說”中那種亂糟糟潮乎乎的家庭關系、親戚關系以及人事關系。
這當然也是出于他要把主人公塑造成高度消費社會裡的個人主義象征的需要。
⑸另一方面，男主人公頗得女性喜歡，同女性打交道頗多，很多時候是通過女性或為了女性而同男性打交道，故而在相當程度上主人公是由女性支撐的，女性作用非同一般。
作者還特别善于寫女性談話。
⑹哭泣頗多，看上去活得不無灑脫的城市人會突如其來地淚流滿面，如《風》中的“我”的無小指女友，《挪》最後一章中的“我”以及《舞》中的雪等。
他（她）往往通過哭來确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并由此走向新生，哭乃其人生旅途中一個并非可有可無的驿站。
⑺數字格外具體。
例如：大約看了10秒鐘/杯底剩有3厘米高的威士忌/她側過臉，5秒鐘靜止未動/唱片華麗無比，16年前買的，1967年，聽了16年，百聽不厭。
相反，主人公置身的大環境如整個城市以至日本社會，卻是空洞的虛幻的無可捉摸的，即使如《羊》中的“先生”和《鳥》中的渡邊升等“惡”的暴力的代表，也很難加以具體把握。
其用意應該不難明白。
⑻商品名、唱片名、樂隊名層出不窮。
不過這些“小道具”并非虛設，更不是作者賣弄，而大多具有美學符号的妙用。
試想，如果把這些固有名詞全部丢掉，氣氛恐怕就相當不同。
說來有趣，村上春樹雖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作家，但據本人說卻幾乎從來不看日本文學作品，認為沒有看頭，而大多看美國當代小說。
他所推崇和尊敬的美國當代作家有司各特·菲茨傑拉德（ScottFitzgerald）、萊蒙德·坎德拉（RaymondChandler）、杜魯門·卡波蒂（TrumanCapote）。
還有庫特·馮尼格特（Kurt Vonnegut）、保羅·瑟羅斯（PaulTheroux）、理查德·布羅提根（RichardBrautigan）、蓋·泰勒斯（GayTalese）、雷蒙德·卡佛（RaymondCarver）、蒂姆·奧布萊恩（TimO'Brien）、史蒂芬·金（StephenKing）等。
尤其崇敬菲茨傑拉德，有兩個短篇竟各看了20遍，稱之為“我的老師我的大學我的文學同事”。
（《文學界》1991年4月臨時增刊号）同時翻譯了不少這些作家的作品（村上還是一位很不錯的翻譯家）。
當然，無論在構思、文體還是“感受性”上給他創作以深刻影響的也就是這些美國作家。
最後，在即将結束這篇序言的時候，還請允許我啰嗦幾句也許是題外的話。
文集中的《挪威的森林》是最先翻譯出版的。
距第一版問世，已倏忽過去十來年時間。
這期間最使我愉快和感動的，莫過于有幸得到許多讀者來信。
有的來自太平洋彼岸，有的來自毗鄰的香港，更多的自然來自内地的青年朋友。
對我這個譯者來說，夜晚在台燈柔和的光環中細細品讀這些來信，不僅是一天中最為恰然自得的美妙時刻，也是我迄今人生旅途中至為難得的精神享受。
想到遠處有一顆心正在為自己并不成熟的譯作發生共振，想到有一位不曾謀面的朋友正對自己、對自己手中的譯筆投來期盼的目光，一股純粹的幸福感便從心底緩緩湧起。
同時也使我受到實實在在的鼓舞和激勵：畢竟有人在認真讀書認真思考認真感受社會和人生。
他（她）們無疑是我們這個不無沙漠化危險的土地上永遠的清泉和綠洲。
部分讀者來鴻甚至飛進了我在日本執教期間那座獨門獨院的木屋，化解了三載異國晨昏幾許孤寂與怅惘。
也正是由于這許許多多的朋友來信，我才為交涉版權——為在我國正式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後這套書仍能光明正大地送到讀者手中付出了可謂相當執拗的努力。
譯海獨航，長夜孤燈，幾多寂寞，幾多辛勞，在最後擲筆于案的此刻，都化為深深的感激和謝忱。
除了感謝一向富有眼光和膽識的漓江出版社，感謝親愛的讀者朋友們，還必須感謝我們偉大祖先留下這無數出神入化的輝煌文字，使得我顫抖的手終于摸到了譯海的彼岸。
還是留下我的通訊處：廣州市石牌暨南大學外語系（郵政編碼510632），期待諸位讀者給予批評指教，以使譯文中的錯誤及時得到訂正。
1998年2月8日，燈下
于暨南大學羊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