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事了，當時我用筆名為一家不大的美術刊物寫一種類似“畫廊探訪”的文章。
雖說是“畫廊探訪”，但由于繪畫方面我是百分之百的門外漢，也寫不出專業性報道，所以我的活計隻不過是以輕松的筆調概括一下畫廊的氣氛及其主人的印象罷了。
作為我也并非幹得怎麼起勁，開頭純粹出于偶然的機會，但結果上卻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活計。
那時我自己剛開始寫小說不久，覺得将各色人等的談話整理成文對于創作也是大有好處的。
我盡可能仔細體察世人在想什麼并如何将其訴諸語言，而後适當剪裁，再用來拼湊屬于自己的文章。
這系列報道持續了一年。
雜志是雙月刊，共寫了六篇。
我讓編輯部（其實隻有一個編輯）介紹幾家大約有些意思的畫廊，然後開動雙腿前去勘察，選出一家寫成報道。
篇幅也就是四百字稿紙寫十五頁左右，但我這個人總的說來怕見生人又反應遲鈍，所以起初頗不順利，根本不知道該向對方如何發問如何歸納整理。
盡管這樣，在反複摸索反複出些小錯的過程中，我還是從中發現了一個訣竅（大約是訣竅），那就是采訪時應該努力去捕捉采訪對象身上非常人可比的某種崇高、某種敏銳、某種溫情。
世上每一個人身上都必然有其人格上的光點——哪怕再小——若能成功捕捉到那個光點，發問自然水到渠成，報道也就栩栩如生了。
關鍵需要理解和愛心，即使對方的話再陳詞濫調不過。
自那以來我進行了很多很多次采訪，直到最後也沒使我産生半點愛心的隻有一次。
那是為給一家周刊寫“大學探訪記”而去一所名牌私立大學采訪的時候。
在那大學轉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所嗅到的氣味隻有權威、腐敗和虛僞。
包括校長和系主任在内采訪了十來名教員，隻有一名說話還算地道，而這名副教授兩天前剛打了退職報告。
但這已經過去了，還是回到平和的畫廊上來吧。
我所采訪的畫廊幾乎全是同權威不沾邊的小街上的畫廊。
我同一個比我大三四歲的高個子攝影師搭伴前往，我聽畫廊主人說話，他在房間裡拍照。
采訪快結束時，我總要向主人提一個相同的問題：這以前您所看到的畫作中最有沖擊力的是什麼。
作為采訪提問算不得夠檔次，如同問小說家過去讀過的小說中最中意的是哪本，提問要點實在過于籠統。
答話可想而知，不是說看得太多了記不清楚，就是不知講了多少遍的陳舊套話。
然而每次我還是重複這一問話。
一方面是因為對以美術為職業的人如此提問自有其合情合理之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覺得可能碰巧聽到什麼奇聞逸事。
給我講标題為“出租車上的男人”那幅畫的故事的是一位四十光景的女主人。
她絕對稱不上美人，但長相娴靜高雅，能使人心裡頓時充滿溫馨。
她穿一件有長飄帶的白襯衫，下面是灰色粗花呢裙，腳上一雙流線型黑高跟鞋。
她的腳天生有毛病，每次穿過木地闆，空曠的室内都會打楔子般地響起不協調的足音。
她在青山一座商廈的一樓經營一間以版畫為主的畫廊。
當時牆上挂的版畫即使在我這樣的外行人看來都很難認為是精品，但我覺得她人格中蘊含着一種類似磁性的元素，其奇妙的作用力使得環繞她的種種事物生發出超過實際情況的耀眼光彩。
采訪大緻結束時，她收起咖啡杯，從餐櫥裡拿出紅葡萄酒瓶和玻璃杯，給我和攝影師斟上，自己也倒了一杯。
她手指十分纖細，水靈靈的。
裡面房間的衣架上，大概是她自己用的防水布雙帶風衣和開司米圍巾挂在一起。
工作台上擱着鴨形玻璃鎮紙和金黃色小剪刀。
時值十二月初，天花闆上的小音箱用低音放着聖誕節頌歌。
她起身穿過房間，從哪裡拿了一盒香煙來，抽出一支用細長的金色打火機點燃，唇間吐出細細的煙縷。
隻要足音不響，根本看不出她身上有什麼地方不自然。
“最後還有一點想問，如果可以的話。
”我說。
“當然可以，請——”她說，随即莞爾一笑，“不過這種說法不有點像電視劇裡的刑警麼？”
我笑了，攝影師也笑了。
“您以前接觸到的作品中最有沖擊力的是什麼呢？”我問。
她默然陷入沉思。
良久，她在煙灰缸裡熄掉煙，看着我的臉道：“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于‘沖擊力’一詞的含義，也就是說要看‘沖擊力’指的什麼，是指藝術感染力呢，還是指質樸的震撼力、爆發力？”
“我想沒有必要是藝術感染力，”我說，“我指的是皮膚性、生理性的沖擊。
”
“沒有皮膚性沖擊，我們的職業就無以成立。
”她邊笑邊說，“那種東西橫躺豎卧，任憑多少都有。
所缺乏的莫如說是藝術感染力。
”她拿起杯，用葡萄酒沾濕嘴唇，“問題是，”她繼續道，“任何人都不誠心尋求感染力。
不這樣認為？你也摘創作，不這樣覺得？”
“或許。
”我說。
“藝術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