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出了疑窦。
鄭秋菊攔住全安說：“全支書，恐怕不是退集資款吧，退集資款要關着門做什麼，還交待孩子不要告訴外面人你們到哪裡去了。
”
全安反問道：“我說是退集資款，你說不是，那你這個做鄉黨委副書記的說說，我們是在做什麼啊？”全安将那隻被鄧啟放砍傷的胳膊擡了擡，一雙眼睛盯着鄭秋菊，像牛卵子一樣，瞪得溜圓，像要冒出火來。
鄭秋菊被全安的話頂撞得有些尴尬，往後退了半步，說：“我怎麼知道啊，我知道就不會問你了。
”
“你問我，我就說是退集資款。
”全安一點都不給鄭秋菊面子，“你要是不信，那你就不要問我好了。
”
“誰負責退？”鄭秋菊臉面紅一塊白一塊，但她還是這樣追問道。
她知道，丁安仁要她跟着趙書記他們下來，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要把下面村裡的情況，趙書記他們在下面聽到了什麼，做了些什麼，全部掌握住，以便對付；再一個就是不能讓下面村裡的人，背着他們一個勁地說他們的壞話。
該封的要封，該堵的要堵。
“我們村不是你鄭書記負責，你問這個做什麼？”
全安過後就問李冬明：“李書記，上午縣公安局在我們村抓走了兩個人，還将大岩村莫胡子也抓走了。
我要不是被圍牆砸破了腦殼，聽說我也會被抓走的。
你知道不知道他們抓人有什麼标準沒有？”
李冬明說：“我從縣裡剛回來，抓的哪三個人我知道，他們對我說了。
為什麼要抓他們，我就不怎麼清楚了。
”
“你說丁縣長叫人抓莫胡子他們有沒有道理？”
李冬明看了趙祥生一眼，不做聲了。
全安就對趙祥生說：“趙書記，我請你評評理，他們抓人怎麼連被抓的人犯什麼罪也不調查清楚，想抓誰就抓誰呀。
”
趙祥生說：“我下來的時候就說過了，我們這次下來，主要是聽聽群衆的意見，不幹預公安司法部門執法辦案。
田躍他們抓誰不抓誰，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我不好過問，也不能過問。
”趙祥生這樣說過，兩眼瞅着這個滿臉愁苦的村支書，摸了摸他腦殼上包得嚴嚴實實的布條，又摸了摸那隻被砍傷的胳膊，說：“全支書，這次讓你吃苦了，我看你還是要到醫院去上些藥，這樣會不會出問題呀。
”
周明勇一旁對李冬明說：“如今基層工作不好做。
特别是村一級的幹部，上面的工作往下面壓，村裡群衆的矛盾也多，糾紛也多，都要靠他們解決。
可他們又不是正式的國家幹部，還要靠自己勞動養活自己。
他們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你們要多多關心體貼他們才是。
”
鄭秋菊一旁說：“他們每個月有五十塊錢的補貼。
”過後就輕聲嘀咕道，“裝得可真像。
”
沒料到她這話被趙祥生聽見了，批評她說：“你這個鄉黨委副書記，這樣一種心态對待下面的幹部，怎麼不挨群衆的罵呀。
”
全安站在那裡，他們說的話他一句也沒有聽見，他還在想剛才趙書記說的行政不幹預公安司法辦案的話，他的臉面有些發黃，站在那裡，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趙祥生，好久沒有做聲。
何奔一旁見狀，說：“兩位書記大老遠地到竹山垭村來，你這個做村支書的不能讓他們老是站在這裡說話吧。
”
全安問：“到我家去呢，還是要深入基層，訪貧問苦？”
趙祥生說：“客随主便。
”
“那就跟我走吧。
”全安說着，自己前面走了，一邊走還一邊不服氣地說，“行政不幹預公安司法辦案，那丁縣長是代表行政還是代表公安司法？他怎麼叫抓誰就抓誰！”
幾個人跟着全安來到村子旁邊山腳一戶人家。
這戶人家姓趙，有五口人，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娘，兒子名叫趙福林，兒媳姓白，一個孫子，一個孫女。
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間破爛的木屋裡。
木屋的壁闆是用細樹枝織成的，站在外面，可以一覽無餘地看見整個屋裡的一切。
裡間是卧室，卧室裡擺着兩張床，一張床是祖母和孫子孫女睡，另一張床是兒子媳婦睡。
床上沒有被子，隻有兩件破蓑衣。
屋子裡除了兩張床，就隻有一個大木桶了。
趙祥生打開木桶，裡面有半木桶苞谷。
外面屋子裡也是空蕩蕩的，火塘上架着一口鐵鍋，鐵鍋裡煮着紅薯。
趙福林的老娘和孩子正圍在火塘前吃紅薯。
趙祥生走過去看了看，問蹲在屋角落裡整修農具的趙福林：“中午吃的紅薯？”
“不吃紅薯吃什麼？”趙福林頭沒擡，冷冷地道。
“一年能收多少糧食，夠吃麼？”
趙福林那滿是皺紋的臉上全是布滿的愁苦。
他突然把手中的農具往地上一抛，大聲地咒罵起來：“如今一些人把我們做農民的當豬了，當畜牲了，一年累死累活，收下的糧食交皇糧國稅還不算，鄉政府這種費那種費比牛毛還要多。
真是剝我們的皮，榨我們的血呀。
你們是縣裡下來的大官，你們說說，我們做農民的還活不活？”
趙祥生沒有料到眼前這個看上去老實木讷的農民會來這麼一下子，說：“你們夫婦倆這麼年輕，勞動力也不差，鄉政府的費再收得多，家裡也不會是這個樣子啊。
”
“不是這個樣子，那你說又能是什麼樣子？”趙福林目光冷冷地看着趙祥生。
“不能搞點副業掙點錢？”
“搞什麼副業？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