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買去，辦加工廠，辦企業，跑運輸做生意，大把大把地賺錢。
就連苦藤河鄉的老百姓挑了擔小菜去河那邊賣，由于過河耽誤了時間，占不了蔬菜市場的黃金地盤，也隻能賤價賣給連山鎮人，讓他們拿去蔬菜市場賣好價錢。
丁安仁說他在苦藤河鄉扶貧的時候，眼睜睜看着連山鎮人拿着苦藤河鄉老百姓的農産品賺錢時，他心裡硬是不服氣，找到縣農業銀行的行長，拉關系貸了三十萬的款，自己辦木材加工廠，自己辦石灰廠。
隻是，産品出來了，還得弄過河去才有銷路。
特别是燒成的石灰，首先要靠肩挑背馱運到河邊，用船裝過河，再靠肩挑背馱運到鎮子上去。
過苦藤河隻有一條小船，春夏兩季苦藤河老是漲水，河中奔流的是箭杆子水，弄不好就要翻船。
冬天天氣寒冷，又難得請到小工做這挑腳的苦活累活。
秋天是好季節，河水不深不淺，但過河的人又特别的多，一個鄉的征購糧就夠渡船忙碌兩個月了。
如今市場經濟，時間就是金錢，你這裡耽誤了半天時間，人家就會将你的生意搶走。
到頭來，豆腐盤成了肉價錢，哪裡有錢賺呀。
木材加工廠和石灰廠都隻辦了一年多就垮掉了，三十萬貸款沒有還，還欠下了村裡很多的賬。
沒有一座橋，孩子們上學也不方便。
苦藤河鄉隻有一座鄉辦完小，孩子們到了十三四歲，就得過河去連山鎮上初中，早一趟去，晚一趟回，河水漲得猛了，就隻有缺課。
去年五月，苦藤河漲端陽水，伍老倌十四歲的兒子怕缺課，硬是纏着渡船佬送他過河去上學，結果船在河中間被浪頭打翻了，在下遊二十裡的地方才找到伍老倌兒子的屍體。
苦藤河鄉的老百姓做夢都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橋。
可這橋就是修不起來。
河這邊隻有一個鄉，國家不可能撥專款給他們修橋，要修橋隻有靠他們自己集資。
苦藤河鄉的曆屆領導都做過決定，要修橋。
隻是，将修橋的費用往苦藤河鄉的老百姓頭上一攤，那決心就下不下來了。
人均幾百塊錢，像苦藤河鄉這麼貧窮的鄉怎麼把錢弄得上來。
何況如今上面一再強調要減輕農民負擔，哪個領導敢冒着受處分撤職的風險從農民手中弄錢修橋。
丁安仁說到這裡就将話打住了。
丁安仁在苦藤河鄉扶貧的第一年将鄉政府從大岩村搬到苦藤河邊的半山坡上。
第二年，他嚷着要給苦藤河鄉修一座橋，書記縣長在縣财政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給苦藤河鄉撥了三十萬，要苦藤河鄉自己再籌集一部分資金，把橋修起來。
那時顧家好剛做鄉長不久，要顧家富從縣橋梁工程公司請來一位橋梁工程師，在苦藤河鄉住了一個月，将圖紙拿了出來，資金也作了預算。
那位橋梁工程師拿出的是兩張圖紙，兩套方案。
一套方案是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過渡的便橋，五米寬，兩百米長，中間兩個大拱，兩邊兩個小拱，兩頭的輔助橋就地取材，用石頭壘。
造橋的一些副工，動員苦藤河鄉的老百姓用義務工的形式完成。
大約需要兩百萬的資金。
另外一套方案是根據苦藤河鄉的豐富資源和日後發展的需要，修雙車道水泥大橋，資金大約需要四百萬。
顧家好有些猶豫，不說修大橋，修一座小橋，連剛剛出生的小孩和八十歲的五保老人都算在内，人均得三百元。
要收上來這麼一筆錢談何容易。
逼急了，說不定上吊的喝農藥的，什麼人命案子都會發生。
這時，他那個在鄉企業辦做主任的弟弟顧家富出主意說，要從農民身上弄那麼多錢怎麼可能，先從他們手中弄五十萬，人均一百。
連同縣裡的三十萬一并放到鄉企業辦，我們拿去炒地皮。
如今全國都在搞開發區，炒地皮賺錢。
說不定一個晚上就賺得幾十萬。
“這叫借雞下蛋。
你鄉政府給我一隻雞婆，我顧家富就會給你生出一顆金蛋來。
”
他的這個主意首先得到了丁安仁的同意，他說苦藤河鄉的老百姓祖祖輩輩都這麼過來了，也不在乎一年半載沒得橋過。
顧家好說：“我不要你一個夜頭給我賺幾十萬，你三年之内給我還本八十萬，再給我四十萬的利潤，我另外想幾十萬的辦法，湊起一百五十萬，請工程師将圖紙再改窄一些，改簡單一些。
一個鄉幾千人過橋，不用修得那麼講究。
”
顧家富連聲說沒問題，到時候鄉政府隻清點票子就是。
當時的鄉黨委書記和如今的李冬明一樣，也是從縣委辦下來的，比李冬明還年輕，比李冬明還急着想回城裡去。
百樣事都靠着這位土生土長的顧鄉長。
顧家好說：“一下給農民減少幾百元的集資，遲三年修橋也值得。
”
顧家富用那八十萬塊錢在連山鎮西頭的荒山坡上圈了十二畝荒地。
按當時顧家富的說法，一位廣州的老闆看上了那塊坡地，說是要在那裡修吊腳樓做度假村，讓那些城裡人過年過節帶着女人來度假，到時候廣州老闆沒有三百萬休想從他手中得到那塊荒坡地。
然而，幾年過去，并沒有什麼廣州老闆來買那塊荒坡地修吊腳樓做度假村。
從苦藤河鄉老百姓手中集資來的汗水錢也沒有生出什麼金蛋來。
人們背地裡說，那塊荒坡地隻能做墳場埋死人，誰也不會和他顧家富去炒。
那塊荒坡地至今還擺在那裡長芭茅草，讓蛇和老鼠栖息。
顧家富自己的家卻變了樣，将茅山沖的房子賣掉，在連山鎮離火車站不遠的黃金地帶修了一幢三層樓的磚房。
三樓自家住，一樓開餐館，二樓開旅館。
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