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家差不多。
貝斯海灘的大部分房子都這個樣，房前有個小花園，房後有個小院子。
在我們這個街區唯獨一幢例外，位于街角，外形招搖，屬于新搬來的羅斯先生。
那幢房子很大且外牆刷着白漿，簡直是幢大樓，四周是寬闊的草坪，車道盡頭是刷了白漿的可容下兩輛車的車庫。
那條車道引發了我和伊格的無限遐思。
上面不時停着羅斯先生的轎車，一輛灰色的派克，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們。
那輛車不單遠看漂亮極了，走近看更是壯觀得如同火車頭，即便隻是靜靜地停在那兒，也能讓我們感受到雷鳴般的震撼。
後車座外有兩個踏腳闆，一上一下，方便上車。
說實話，就我們所知，這附近還沒有哪輛車像派克這麼氣派。
因此，一旦發現它停在車道上，我們就悄悄靠過去，妄想神不知鬼不覺地爬上踏腳闆。
但我們從未得逞。
車邊總有人看着，不是羅斯先生本人就是車庫另一邊的住戶。
每次都是順着車道走不到幾碼，房子裡或車庫裡的人就會推開一扇窗，接着就是嘶吼般的威脅。
把我們吓得轉身就逃，争先恐後地跑出車道，才能逃離他們的視線。
這種事我們不常做。
第一次看到這輛車時我們正在散步，發現它純屬偶然。
加上本能地認為鄰居們都是好人，因此一開始沒能聽懂那些恐吓的話。
我們就站在原地，驚恐地看着羅斯先生，直到他突然從窗邊消失，接着出現在我們面前，一把抓住伊格的胳膊。
伊格試圖掙脫但徒勞無功。
“放開我！”他恐懼地高聲尖叫，“我們什麼都沒做！放開我，否則我會去告訴我爸爸，那你可就慘了！”
羅斯先生似乎不以為然。
他不停搖晃着伊格——這并不難辦到，在同齡人中伊格也算是又瘦又小的——我則站在原地，仿佛腳下生了根，移動不了分毫。
附近确實住着幾個暴躁的鄰居，如果我們在他們的房子前面弄出點噪聲，他們就會把我們趕走，但從來沒有人像羅斯先生這樣對待我們。
事發時我曾猜測過，大概因為剛來此地，他還不知道這兒的人的行事習慣。
如今回想，我認為事實八成就是這樣的。
然而無論具體原因是什麼，這場風波都足夠把伊格吓得又哭又叫，同時提醒我們以後再靠近派克時要小心謹慎。
但車子的吸引力太大了，懾于羅斯先生的恐怖威脅，我們倆就像兩隻兔子，在狩獵期橫沖直撞。
還好幸運女神大部分時候都站在我們這邊。
我不希望這些往事給大家留下我們倆曾是壞孩子的印象。
對我來說，法律條款非常重要，并且很年輕時就明白對善良、愛好和平，同時腿腳不那麼靈光的人——這三點在我身上都有着誇張的體現——來說，最好的生存法則是不越雷池半步。
而伊格的缺點是容易沖動、行事魯莽。
他就像水銀一樣不穩定，不安分，愛搞惡作劇。
那時流行每周最後一天老師對每位學生的表現進行評估，然後根據得分重新分配座位——表現最好的學生坐在第一排，次好的坐在第二排，以此類推。
我認為據此能最好地描述伊格這個人，他的座位不是在第一排，就是在第六排。
大部分學生頂多移動一排；伊格則要麼沖到第一排，要麼淪為羞恥的第六排，然後下一周星期五又突然爬至頂峰，回到第一排。
很明顯，科瓦奇先生在知道兒子這種糟糕的情況後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不是身體上的懲罰。
我曾問過伊格，他說：“不，他沒打我，隻對我說别犯傻這類的話，還有，嗯——你知道的——”
我确實知道，因為我猜伊格對父親科瓦奇先生的态度和我差不多，是近乎狂熱的英雄崇拜。
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朋友的父親都“在城裡工作”——貝斯海灘居民特有的說法，這意味着一周六天，每天早晨他們都要去第八大道的車站，乘坐布魯克林—曼哈頓列車前往位于曼哈頓的辦公室。
科瓦奇先生是個例外，他是貝斯大街有軌電車上的售票員，體型魁梧，鑲有銅扣的藍色制服和帽子下的軀體孔武有力。
跑貝斯大街線的車都沒有側壁，每排坐椅靠得很近，售票員必須穿梭于支在車外的狹窄平台來收取車資。
在我們看來，科瓦奇先生的工作十分有趣，能與之一較高低的，隻有以前繞着康尼島旋轉木馬賣票的那個人了。
另一個原因是，大部分父親——至少到我現在這個歲數時——都不怎麼運動了，而科瓦奇先生的棒球打得非常棒。
每周星期天下午，住在附近的年輕人都會聚集在海灘邊的小公園裡進行自選隊員棒球賽，在圈出的菱形場地裡打滿九局，科瓦奇先生每次都是衆人矚目的焦點。
在我和伊格看來，科瓦奇先生既能像萬斯一樣接球，又能像紮克·維特一樣擊打，這樣就足夠了。
輪到父親打擊時，伊格的表現很值得玩味。
對方投手投球時他一直啃指甲，如果科瓦奇先生成功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