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個人的一生都存在決定命運的那一天。
那一天可能由坐在紡車邊、一邊紡織命運絲線一邊咕咕哝哝、淺吟低唱的命運三女神選中；或者，可能由雖然運轉緩慢，但無時無刻不在轉動的上帝的命運之輪決定。
那一天可晴可雨，或暖或寒，很可能已經降臨，我們卻不自知，甚至要靠日後回想才有所察覺。
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每個人都有這麼一天。
而如果結果令人悲傷，倒不如不去回想探究。
你會發現任何事都會傷人，并且是無謂的傷害，因為事到如今，塵埃落定，什麼都改變不了。
我發覺這裡存在邏輯解釋不通的地方，接近神秘主義。
當然，這一觀點會引來時髦的驅魔人或拿着水晶球唬人的半吊子的恥笑，而那些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及社會工作者會用獨特的專業術語告訴你，他們相信有辦法控制決定時間、地點、事件——每個人必然面對的那一天——的背後力量。
但他們都錯了。
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也都是事後才明白。
具體到這起案子——“案子”這個詞用在這裡十分恰當——是關于一個我三十五年未見的男人被謀殺了。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二年夏日裡的某一天——确切地說，是一九三二年夏日裡的某一天傍晚，在布魯克林的大街上。
那天之後我們便各奔東西，從此沒再見過面。
那時我們都才十二歲，我會清晰地記得那個日子，是因為第二天我們全家就搬去曼哈頓了。
那是翻天覆地的大事。
可怕的是，日後我仍清楚地記得道别時的場景，以及最後說的話。
現在我明白了，那一天正是那個男孩的“命運日”。
生死之際，正如人們常說的——盡管那枚要命的子彈三十五年後才爆炸。
我是從報紙的頭版頭條得知這起謀殺案的，當時我妻子正一邊看那份報紙一邊吃早餐。
她舉着報紙，盡管有部分折疊，但沒遮住頭版刊登的惡心照片，我看見了，一個男人倒在車内駕駛座上，滿臉鮮血，雙目圓睜，嘴巴微張，保留着與恐怖暴虐的死亡相抗争時的樣子。
這幅照片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聳人聽聞的标題——球拍店老闆遭槍擊身亡——也一樣。
實際上，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吃吐司喝咖啡的時候是不是該看些更讓人開心的。
接着，我的視線被圖片下方的說明文字吸引，驚訝得差點兒把咖啡杯扔了。
報道稱，死者名叫伊格内斯·科瓦奇，布魯克林區一家球拍店的老闆，昨晚……
我從妻子手中搶過報紙，貼近研究那張照片，妻子驚恐地看着我。
不會有錯的。
盡管我上次見到伊格内斯·科瓦奇還是小時候，盡管照片裡的他變成了一團血肉模糊的死人，但毫無疑問就是他。
而最可怕的部分是，看上去他旁邊的坐椅上似乎放着一袋高爾夫球杆，這些高爾夫球杆将我的記憶帶回到曾經。
妻子的聲音又将我喚回現實。
“哦，”她溫柔地抗議道，“我正看一篇有關沃爾特·溫切爾的報道，看到一半呢……”
我把報紙還給她。
“抱歉，看到這張照片讓我大受打擊。
我認識他。
”
她的雙眼因為感興趣而亮了起來，發現自己身處——哪怕隻是間接關系——某件醜聞的中心。
“真的嗎？什麼時候的事？”
“哦，在我們一家還住在布魯克林的時候。
我們是一起長大的孩子。
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
妻子又習慣性地挖苦道：“真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小時候還和問題兒童混在一起。
”
“他不是什麼問題兒童。
事實上——”
“别這麼較真嘛。
”她不在意地沖我溫柔一笑，又回到有關沃爾特·溫切爾的報道上去了，很明顯，那篇報道比我說的話更新鮮刺激。
“不管怎樣，”她說，“我不會太在意那件事的，親愛的，畢竟已經過去好多年了。
”
确實過去好多年了。
那是可以在大馬路上踢球的時代；一九三二年，布魯克林的郊區很少能看到汽車。
而貝斯海灘，我們居住的地方，更是郊區中的郊區。
對面是格雷夫森德灣，乘電車往東幾分鐘就是科尼島，要去戴克高地及其高爾夫球場更是隻要往西步行幾分鐘就到了，這幾處之間都隔着還沒被房地産開發商發現的荒蕪草甸。
因此，正如我所說，你可以放心大膽地在大街上踢球，絲毫不用害怕汽車。
黃昏降臨時，你可以看着街兩邊的煤油燈依次點亮，或者躲在位于第八大道的消防站後面，運氣好的話，就能看到消防車拉響高聲警笛，穿梭在大街上，水管迅速對準着火點，從碾壓輪噴嘴中噴出水柱。
又或者，運氣好的時候，你可以高高跳起，跟着驕傲地劃過天際的雙翼飛機奔跑。
這些都是我夏日裡的活動，和伊格内斯·科瓦奇一起，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鄰居。
他家是一幢兩層樓的木屋，外牆刷着樸素的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