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看到一個灰色的球場。
房間裡有很多抽屜，有一張狹窄的床，在大大的床單上有一床很薄的歐式風格的被褥。
床頭還有一個像泡過水的圓木一樣重的枕頭，房間的牆壁上還有一台電視機。
我打開電視機，電視機屏幕上全是雪花點，這些雪花點在不停地跳動着。
這是台黑白電視機，正在播放一個兒童類節目，看到這麼差的畫質我就把電視關了。
我坐在狹窄的單人床上，将手放在我的頭下想休息一會兒，突然我想起了什麼似的，立即爬起來，把窗簾拉上。
我再次坐下，我在想，如果我進來的時候沒有引起官方的注意，那我至少可以在這裡待一個星期，順便把我遇到的問題分分類。
我心裡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我幾乎沒法解決，我隻能把它們分分類罷了。
當我想起了我的生活在一個漫長的夜晚突然終止，正如你所想的，這讓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曾經有一個導演告訴我，當他的一部電影被封殺之後，他和他的攝制組以及演員們是如何生存下去的。
他們曾經被迫分開，但他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訴自己：伯納德，我必須要重新拍一部滿足市場要求的電影，一定要證明給制片人看，那部失敗的電影不過是一個意外而已。
然後他就馬上起床刮胡子，堅定地告訴自己：這部電影已經完了，你已經瘋了，你不可以再拍電影了！他告訴我，他是逐字逐句地對着鏡子說這些話的。
對他來說，虛構的電影比真實生活更加真實。
難道我和那個導演一樣嗎？一年以來，我都躲在布朗克斯的一個出租屋裡，不敢見任何人。
這一年來，我努力地在自己和基特裡奇之間築起一道防護牆，因為一想到她我就會陷入無盡的哀傷。
很多時候，一個月的時間在不知不覺中就過去了。
在這一年的日日夜夜，我白天工作，晚上睡覺，周而複始，我好像在紡織一根線，期盼着這根線可以引導着我走出這個山洞。
偶爾地，沉睡在心底的對她的愛沒有任何征兆就蘇醒了，我覺得自己快發瘋了。
越是這種狀态，我就越可能犯錯，也就越有可能被捕。
在布朗克斯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布朗克斯對我來說已經變得不安全了，我必須又一次搬家。
而且，他們一定還在四處尋找我，這是必然的。
我不出現的時間越長，他們就有越長的時間去布置如何抓捕我。
他們肯定很疑惑我有沒有去莫斯科，我覺得這是多麼可笑啊——這是一個身處困境的人在自娛自樂——當我住在布朗克斯的時候，他們卻懷疑我在莫斯科，這太可笑了。
當我把一切問題的思路理清後——盡管我還不能把每一件事都列舉出來，我決定去旅行，這是我第一次想去蘇聯旅行。
我不知道為什麼想去那裡，我陷入了矛盾中，我想他們曾經在布朗克斯郡、紐約追捕我卻沒有抓到，但如果我最後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抓住了那該怎麼辦呢？我要帶上微縮膠卷嗎？這個膠卷裡有我對所發生事情的自述，如果真發生了那樣的事，我自己都覺得自己不可原諒。
為什麼我會這麼想呢？即使我通過了蘇聯海關的安檢，如果蘇聯當局知道我來了，那我又應該怎麼辦呢？如果夏洛特已經叛變了，那麼我的假名字肯定會被蘇聯記錄在案的，但是這個猜測也隻是一個正常人的想法罷了，也有可能不是這樣的。
過去我一直在為中央情報局的秘密組織工作，我的思維和常人的并不一樣。
如此一來，我就想帶上我寫的書的第一部分的微縮膠卷。
我并沒有負罪感，但冥冥之中似乎我在循着一條令人瘋狂的路走下去。
我拿起我的手稿，好像這些手稿是我最重要的寄托一樣。
我永遠也不可能丢棄我寫的書的第一部分。
其實，這個住在步行街的猶太老女人知道我在寫一本書，因為我曾經租住在她的房子裡。
“噢，索耶先生，”當我告訴她我要走了的時候，她說，“我會想念你的打字機的聲音的。
”
“嗯，我也會想念你和洛溫塔爾先生的。
”
洛溫塔爾是一個八十歲的關節炎患者，而這個猶太女人是一個七十五歲的糖尿病患者——我們之間并沒有接觸多少，隻是這一年來我們都會簡單地問候，能做到這樣，我已經很滿足了。
願上帝保佑他們——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對我來說很無趣，或許我應該深入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
我能感覺到和她說話的時候我是一種屈尊的狀态，因為對我來說，尊重那些非常節儉的中産階級是很困難的。
當我希望他們對我的過去感興趣的時候，我又不願意熱情地跟他們講述，最終我隻能用假職業和假名字和他們相處。
可能叫我這個假名字的人還有一個叫作菲利普·索耶的配偶，我用這個名字是因為我不想留給威廉·霍爾丁·利比任何線索，關于我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所以我也沒什麼話要跟洛溫塔爾先生說。
當我們在大廳見面的時候，隻會簡單地問候幾句。
我的房租可以增加他們的生活收入，而我待在這裡我的隐私也相對安全。
待在屋子裡時我經常想，什麼時候厭倦了用電爐煮出來的湯，我就可以出去吃頓飯或者去看一場電影。
我慢慢地寫作，寫作對我來說是一件漫長而痛苦的事。
書稿的最後一部分已經完成了，但是我的進度真的很慢。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就像懸崖邊上的卵石，随時都可能掉落懸崖。
莫斯科就像一塊閃爍的廣告牌一樣吸引着我，我找了家旅行社，而且為了去蘇聯我還專門自學了俄語。
最後，我跟洛溫塔爾夫婦道别，我告訴他們我要去西雅圖，洛溫塔爾夫人回答我說：“你會完成你的書，并且會給你的家人看的，是不是？”
“是的。
”我說。
“希望他們會喜歡。
”
“謝謝，”我說，“我也希望如此。
”
“或許你需要一個出版商。
”
“确實是。
”
“如果你出版了，你給我寄一本過來吧，我會付錢的。
我希望你會在寄給我的那本書上簽名。
”
“噢，洛溫塔爾夫人，”我說，“如果我出版了，我會免費給你郵寄一本的。
”
這樣的對話，她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如果那些尋找我的人發現我在布朗克斯的這個藏身處，他們肯定可以從她口中得知我在寫些什麼東西。
現在，我身處蘇聯，我從床上起來，打開旅行袋，開始收拾行李。
我把旅行袋裡的所有東西都拿出來，除了那個裝着我寫的第一部書稿的檔案袋，因為我根本不可能打開它來看。
現在是莫斯科時間周日下午四點，對我來說這個時間應該是早上八點，我的時差還沒有完全倒過來。
我很困，又精疲力竭，我是晚上八點離開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我已經連續八小時沒有休息了，又飛了十個小時（還在英國的希思羅機場中轉），最後在莫斯科時間下午兩點到達莫斯科，紐約時間是早上六點，我的神經已經完全颠倒了。
由于現在是紐約時間早上八點，難怪我現在覺得充滿活力，經過一夜的休息肯定是充滿活力的。
但事實是我并沒有得到休息，這隻是一個假象，所以我需要出去走走。
我來到外面散步，這是我第一次踏入莫斯科。
如果說美國四十年來在電視媒體上宣傳共産主義是邪惡的——盡管這樣的手段足以讓每個人相信共産主義是邪惡的——但我還保有一點自己的見解。
共産主義究竟邪不邪惡？如果這個理論真的很邪惡很恐怖，那這個理論為何又能凝聚這麼一個龐大的複合體呢？或許那些說共産主義很邪惡的理論，其本身就是邪惡的。
因此，當我第一次踏上莫斯科的大街時，我覺得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感覺自己就像那些在監獄裡關了二十年最終被釋放的人一樣，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和恐懼，因為他們并不了解他們所進入的這個世界。
例如，他們到商店不知道怎麼買一條褲子，因為他們已經二十年沒買過褲子了，在監獄裡有人直接把褲子發給他們。
現在，我不知道自己在這裡可以做什麼，我不确定，沒有誰來證明我可不可以走出酒店來到街上。
我在大堂裡來回徘徊着，觀察着來來往往的人流，沒過多久我就渾身不自在。
如果我繼續待在這裡，可能會引起懷疑，所以我鼓起勇氣準備冒一次險，走到酒店出口，正準備走出去時，卻被一個滿臉疑惑的門童看到了——我花了點時間才反應過來，他有可能不知道我是一個已經入住酒店的客人，所以他一臉疑惑地看着我。
無論如何，現在我已經走在街上了。
将車停在酒店附近的出租車司機不停地叫喊着我，他們覺得我是一個乘客，因為我看了他們一眼。
我不顧他們的叫喊，繼續走自己的路。
我沒有做出任何舉動回頭查看自己有沒有被跟蹤，因為我不想讓别人看出來一丁點我懂得逃脫的策略。
幸運的是，我沒有感覺到被跟蹤，我穿着一件非常陳舊的夾克，戴着一頂黑色的針織帽子，這頂帽子蓋住了我的耳朵，這讓我看起來像一個商船上的船員。
一切都挺好的，我感覺像是重獲自由。
我知道，在離酒店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