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父親動身前往巴黎的前一天，卡爾收到一條短波廣播消息，是他派去哈瓦那的一個特工發來的，内容是前天晚上，即十一月十九日，卡斯特羅去珍·丹尼爾住的酒店找他，而且在裡面接受那個記者長達六個小時的采訪。
我們不知道那兩個男人到底在交流什麼，但是珍·丹尼爾又把這次訪談内容發表在了《新共和報》上，一共分兩次，時間分别為十二月七日和十四日。
我父親十一月二十日就猜出了該訪談内容。
卡爾說：“之所以會有這次見面，是因為肯尼迪十一月十八号在邁阿密所說的話——‘他們就是為了離間我們。
’這就是卡斯特羅接見丹尼爾的原因。
”
我沒有說話，卡爾繼續說：“知道了這些，你和我一樣不高興了嗎？”
“但是，這個消息讓我們的旅程更有必要了。
”
“是的，”卡爾說，“我們不是在畫蛇添足，對嗎？”
大約三周後，我仔細閱讀了丹尼爾采訪卡斯特羅的訪談内容。
這時候已經是十二月中旬了，而我發現自己與當初的誓言完全相反。
我在想，如果我去巴黎之前就已經知道這次訪談的内容，那我會怎麼想呢？我會相信卡斯特羅的話嗎？如果我相信了，那我會不會告訴我父親我不能公正地處理庫貝拉的事呢？如果我父親要求我一定要親自去處理庫貝拉的事，那麼我會辭職嗎？現在是十二月，我已經不記得十一月的我是怎麼想的了，因為我的想法完全變了，辭職也不再是一件讓我感覺壓抑的事——它不是比截肢更痛快嗎？
《新共和報》1936年12月14日
珍·丹尼爾撰
“在安的列斯群島的珍珠灣，充滿着朗姆酒的芳香，人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
”——美國遊客對古巴的描述被裝裱起來挂在哈瓦那的酒店裡，我在哈瓦那酒店度過了忙碌而緊張的三周時間。
我以為我永遠都不可能見到卡斯特羅了，所以這三周裡我一直都在和農民、作家、激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部長大臣、大使交流，唯獨菲德爾是那麼遙不可及。
曾經有人警告我：他再也沒有興趣接見記者了，至少是西方的記者。
所以我基本上已經完全放棄了，但是，在我準備離開的那天晚上，卡斯特羅親自來到了我住的酒店。
他聽說了我采訪肯尼迪總統的事，于是晚上十點，我們就到我的房間裡，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
在這裡，我将重述采訪中回應約翰·肯尼迪總統的那一部分内容。
卡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