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自己的那個省城裡和學校裡無所歸屬是光杆司令。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們也進了故宮，登了長城，遊了頤和園。
在這些場合，他們沒有以紅衛兵的身份做什麼造反動作，而純粹以參觀旅遊者的身份出現，觀賞所能觀賞到的文物古迹，體察一下我們這個古老國家豐富的文化遺産。
那時這些公園裡一切說明、介紹等文字材料都已作為四舊掃除了。
幸好陳一弘是他們三人之中博學多才的一個，他根據自己所積累的知識盡情地向兩位女伴作了解釋，使她們得到了在課堂裡得不到的知識和享受。
可以說在那段難忘的時間裡，他們三人在過着兩重性的生活。
一方面是紅衛兵、造反者、天兵天将；另一方面則是普通意識上的人，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具有七情六欲的青年人。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或者用當時紅衛兵的流行語來說便是“親密的戰友情誼”。
直到回校“複課鬧革命”之後，他們依然來往不斷。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那難忘的一個多月旅程中，二位女性對她們的精神領袖由好感、崇敬進而産生了特殊的感情。
互相都看出來了卻又都深藏不露，若有若無。
“三角”戀愛嗎？從來沒有世俗的那種争風吃醋的表現。
作為矛盾一方的陳一弘更難看出其傾向，似乎對兩位女友都保持着“等距離”的外交。
其實等距離是表象隻體現在行為上。
内心呢？他的感情天平明顯地偏向沈琳一邊的。
這種偏向隻有他自己心裡明白，其實也是很自然的事。
兩個女性中馮菲潑辣、坦率，處事麻利、果斷。
無論對事業型或政治型的男人來說，都會成為理想的好内助；沈琳則相反，女性十足，内向溫存，一個男人在挑選女伴時，一般的取向大概無視對他的事業是否有助；而是要選擇一個真正的“女人”。
陳一弘自然也不例外。
這樣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陳一弘本來就比兩位女生高兩個年級，“複課鬧革命”後緊接着又是工人階級進駐。
鬧騰了将近一年，他便終于分配了。
層層往下分配的結果，他最後來到了他的家鄉三江市所屬的尚文縣田壩區當了區委的宣傳幹事。
他心甘情願，過起了與大城市隔絕的半隐居生活。
他是個孤兒，無親無威，但和馮菲、沈琳依然時有書信往來。
卻都是一般性的聯系，他從筆迹上可以識别，有時是馮菲撰文，沈琳簽名；有時又反過來成了沈琳執筆馮菲簽名。
他自己則依舊執行“等距離外交”，一信兩名按年齡大小排名，馮菲在先沈琳在後。
如此這般地又過了兩年，輪到馮菲和沈琳分配了。
兩人都來了三江市，沈琳被分到市立二中教書。
奇特的是馮菲，好像是“月下老人”在暗中安排，她竟然從三江市被分配到了尚文縣，縣裡又将她分到陳一弘所在的田壩區，她是财經系的，便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尚文縣田壩區營業所。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陳一弘完全沒有料到，至于馮菲是否也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
後來有一種傳聞，說如此巧妙的分配是馮菲自己要求的結果，但誰也沒有去核實過。
馮菲來到田壩區時，陳一弘已經當上了區委副書記、區革委主任。
在區級幹部中他是惟一的本科大學生。
馮菲的突然來到田壩區，真乃是應了那句“天作之合”的俗語，外加馮菲充分發揮了她那主動、潑辣的性格優勢。
不到半年的時間他們便水到渠成，登記結婚。
他們的婚禮是異常簡單的，陳一弘是孤兒無親可請；馮菲雖是三江市的人，但父母都是在外專區工作的小職員。
母親坐着公共汽車颠颠簸簸地拎起一床湘繡面的新棉被，趕來參加了女兒的婚禮。
她還有一個哥哥在三江市所屬的沿山縣工作也趕來了。
同學老友他們隻通知了沈琳一個人，他們并不是沒有朋友，而是覺得身處遙遠的山區；交通又如此閉塞，通知到别人也來不了，還不如事後寫一封信實在。
沈琳接到通知時的心情如何，陳一弘和馮菲不得而知，以後沈琳和他成了夫妻，也沒有談起過這件事。
但當時沈琳卻是高高興興地來了，而且是提前一天趕來的，目的是幫助兩個老朋友張羅并招待客人。
其實除了田壩區的幹部，外來的客人隻有馮菲的母親、哥哥和她沈琳三人，倒也簡樸、輕松。
沈琳在田壩鎮上住了兩天便回市裡去了。
陳一弘夫婦送她到公共汽車站，等車的時候馮菲關心地問她的老朋友考慮了個人問題沒有？沈琳搖搖頭不說話，似有難言之隐，馮菲也不便多問。
隻有陳一弘下意識地感到沈琳那難言之“隐”在何處，不免引來了情感上的陣陣微波。
過了不到三個月陳一弘和馮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結婚請柬，還打來了電話，新郎是供銷合作社的幹部，名叫韓剛，她們學校一位女教員介紹的。
事情很不湊巧，當時區裡已經通知了召開區委擴大會，陳一弘無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為他不願參加沈琳的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