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件沒有帶來。
”
“那就回去帶來再借吧，下一個。
”
依然笑容可掬。
陳一弘進退維谷，“下一個”卻已經上來了。
他正準備退出，那六個圍在身邊形同護衛的男女之中突然殺出了“大洋号”馮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點！”
語驚四座，連那個幾乎已經填補了陳一弘空缺的“下一個”也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實的“下一個”。
馮菲見第一着見效便乘勢追擊，對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審批者大聲吼道：
“還要什麼證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紅衛兵袖套：“人就是證件，我們都是貨真價實的大學生，怎麼樣？袖套就是證件，它證明我們都是紅衛兵，還要什麼！”
這種理由也隻能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條件下才能說出口來而又不緻遭到批駁。
審理者無可奈何地笑笑：
“話不能這樣說，總得有個憑據嘛，這是制度，二天這些借據都要寄回你們學校去的呀！”
他說的也是實話，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錢借糧将來把借據寄回學校去是要還的。
誰還？學校還是本人？上面沒說清楚，乃至這些借據後來是否真的寄回學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
有誰統計過在那段時間裡，全國上下共“借”出了多少錢糧，為國家造成了多大損失？任何人恐怕也是無法統計而又不敢統計的，除非他想當現行反革命。
還是把話題拉回來，當下馮菲聽了審理者的申辯，抓住他那句“這是制度”的話大聲訓斥：
“制度，什麼制度？修正主義制度！看你就像個走資派！你們那一套制度很快就要掃進垃圾堆了。
你還制度、制度！告訴你糧錢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們出來串聯鬧革命，你們這些資産階級老爺們卻處處刁難，居心何在？”
她将“居心何在”幾個字說得特别響亮，那潛台詞令聽者深思和顫抖。
這時周圍的幾個人便乘機而上，給馮菲助威，除陳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齊吼道：
“對，居心何在？是破壞！”
眼看鬧大了，坐在審理桌旁邊一張桌上，也許是見條發錢發糧票的幾個人便一齊出來打圓場，其中一個中年婦女笑容可掬地說：
“請小将們理解，他也有他的難處，但事情總是要解決，哪有讓毛主席的客人餓肚子的道理。
是不是靈活一點，隻要有學生證就行，你們幾位中哪怕有一個人帶了學生證也行呀，對不對老王？”
她說着回頭看看審理者，被稱作老王的審理者便也乘機下台，連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張學生證也好。
”
正站立在馮菲身後的沈琳一聽，高興地叫道：
“你怎麼不早說呢？”
她說着便從衣袋裡取出學生證遞給那個姓王的審理者。
他随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筆便在那張單據上唰唰地簽了字，錢糧如數借給。
七個年輕人在街上歡騰跳躍，特别是對兩位女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是她們解決了大家的民生問題，應當計大功。
接受初戰的經驗教訓，他們在漢口街上用剛從接待站借來的錢刻了一枚戰鬥隊的公章。
有了這兩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學生證，他們便一路暢通到了北京。
他們來晚了，毛主席幾次接見紅衛兵都已過去。
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紅衛兵所謂“五大領袖”的天下，到處一片混亂。
在一片混亂中從萬裡之遙來到首都的七個青年逐漸分化了。
首先是兩個男青年離隊伍而去，不知所之。
接着又有兩個男青年離隊出走，聲稱要自己去大海中學會遊泳，不再受陳一弘的“家長式統治”。
陳一弘也無可奈何，須知在那種氣候下，全國除中央文革的幾個人，是再沒有權威的了，何況他陳一弘算老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們去吧。
隻有兩位女性鐵了心跟着陳一弘，在她們的心目中陳一弘的精神“領袖”地位和形象始終未變。
再說兩個單身女子出門，也總得有一個男性作伴呀，她們選中了陳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時間裡，他們三人住在西城區的一個接待站裡，早出晚歸，形影不離。
他們可幹和能幹的事屈指可數：一是到北大、清華等幾個權威大學看大字報、抄大字報，二是到天安門廣場抄各派動向和中央文革首長們的最新指示。
白天抄回來，晚上則由二位女将整理裝訂成冊。
為什麼要抄還加裝訂，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吧。
吃了糧借了錢總是要付出一定勞動的，不如此于心不安。
抄了，整理成冊了，吃起每天三頓皇糧，花起借來的人民币，像職工每月領工資一樣，心安理得了。
本來他們也可以學習各省來京串聯的紅衛兵，将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抄及時寄回自己的什麼司令部、指揮部去，一來是交了差沒有白來首都，二來是為自己的組織提供信息，增強其戰鬥力。
然而，他們三人無法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