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縱學潮。
他堪稱“作風細”的人，不僅知道了兩位教師的名字系别，而且了解了他們平時的表現，特别是前幾次學潮中的表現，記了大半個筆記本子。
省委常委開會讨論時，公安廳長列席了常委會，念了他的筆記本子，提出了抓人的意見。
趙一浩首先否定他的意見，怎麼能随便抓人呢？本來就是因為抓了人引起來的風波，又用抓人來壓服？能這樣做嗎？當時作為省委二把手省政府一把手的蘇翔無條件地支持趙一浩和平處理以疏導為主的方針。
他之所以無條件支持趙一浩，正如他對考察組所說，在一般情況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見，一把手的主張一般都能順利通過，表示贊成的人往往并沒有經過認真思考，有時也來不及思考就表态了，可以說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
誰也不願意在常委會上扮演“反對派”的角色。
但那一次除了這一常規因素外，蘇翔還是動了腦子的，他怕抓了人會把事情越搞越大難以收拾，不如息事甯人好。
至于提出要抓的這幾個人是什麼人，具體情況如何？列席常委會的廳長說了，他沒有記住，或者模模糊糊。
一向審慎的他自然不便對考察組信口開河了，萬一說走了樣，對自己和趙一浩都不利啊！
事情還不僅如此，那次學潮全部平息，局面得到了完全控制之後，有人又提出處理那幾個人的要求。
他們認為至少要給予紀律處分才說得過去，“殺雞給猴看”哪，一點血也不見，使好事者得到了甜頭，今後想罷課就罷課，想上街就上街，大專院校的正常教學秩序難以維持。
在這件事情上他蘇翔又一次無條件地支持了趙一浩格守“不秋後算賬”，不處分任何人的意見。
還是那兩個因素：習慣性地在一般情況下無條件支持一把手；怕又一次掀起風波。
現在考察組一查這件事，他蘇翔倒有些急急慌慌起來。
幾十年來對這類事的是是非非他蘇翔最有體會，今天可以說是，明天又可以說非，也就是說基本上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是非标準。
不像一件商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沒有儀器可以測試的。
也不能這麼說，測試儀器還是有的。
那就是最高領導人的講話，就比如這學潮一類的群衆鬧事吧，最高領導人早在五十年代就講過不能采取壓服的态度，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但曾幾何時說法又變了，又出來了一些标準，而且都是抽象的，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的。
這些所謂的标準又從來沒有經過立法程序，沒有任何保障，故爾一下子便有如此多的人當了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沒有鬧事，隻是多嘴說了幾句話，提了幾條意見而已。
因此，聰明人得出的結論是不要大天真，要學會保護自己。
蘇翔自然也是聰明人了，眼見考察組一連追蹤了兩個問題，或者說兩個大問題：一曰：“四個輪子一齊轉”，涉及所有制大事；二日學潮處理有無喪失原則。
他蘇翔敏感地意識到這裡面有文章，有來頭！他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決不會乘機丢幾根柴添幾把火，使自己光彩光彩。
不，他蘇翔決不是那種人！但他有權利保護自己呀！這兩件大事特别是第二件事，是一把手親自提出或親自處理的，自己有些情況也不夠清楚，卻老老實實呆在這裡“受審”當主犯。
“受審”也罷，萬一情況不了解說錯了嘴造成被動怎麼辦？
基于這種原因，他才請周劍非給趙一浩打電話建議他回來，自己也迫不及待又親自打電話。
一把手畢竟是一把手嘛。
隻要他回來，自己就輕松了。
經濟工作上的事多着哩，何必泡在這些事情上！
趙一浩對他的這位搭檔的心情很理解。
蘇翔不是那種見榮譽就上見困難就讓的人。
但遇到了政治上的風險，為了保住自己，也是要盡可能地“退避三舍”的。
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和蘇翔換一個地位，是否也會盡可能地“退避三舍”呢？難說！政治上的事不比工作上的問題，誰多幹一點哪怕難度很大也無所謂。
政治上的事沒有固定的标準，向來伸縮性很大而且變化無常，誰也吃不透。
于是許多人成了“業餘氣象愛好者”；“雲跑南雨成團，雲跑東曬幹蔥”；南風起了天要熱，北風起了天要冷。
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觀察氣象變化，無非是使自己及時加減衣服，避免傷風感冒。
蘇翔不也是觀察了氣象之後才急于要他趙一浩回去嗎？于是，他在電話上心平氣和地對蘇翔說：
“其實，這件事的處理經過，你已經給他們說清楚了，那些細微末節的事，其他的人也會對他們說的。
餘下來的就是對處理的方針和方法到底怎麼看了，如果他們認為處理不當，我回來也無用；如果他們認為處理得當，我回不回來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