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找到了正當的理由，便隻好派馮菲全權代表了。
馮菲去了三天回來，向陳一弘說了自己的觀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強，看得出來她自己并不那麼高興。
陳一弘聽了馮菲的叙述，沉默了許久。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陳一弘夫婦處于順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車，一切都穩穩當當。
那幾年的日子他至今想起來反而沒有什麼可回憶的。
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子的溫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對幹部開始講“政績”，講“四化”。
作為一個在基層工作了好幾年的本科大學生，陳一弘可以說要政績有政績，要“四化”有四化，順理成章地便一下子乘上了特快列車。
短短的幾年中，他由區長而副縣長、縣委書記，又一下子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長。
或者可以說這就叫作機遇吧，在這一“快速進步”的過程中，他是“跳了級”的。
由一個副縣長一躍而為縣委書記，是很少有的事。
有人專門研究過各類領導幹部的晉升過程，發現年輕而至高位者十之八九要“跳級”，很少有按部就班一步步上台階的。
這自然會帶來各種議論，但在這紛紛議論聲中，隻要本人過硬，一個優秀幹部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樹立起來了。
在這幾年中，陳一弘覺得一切都處于順順當當的境遇中，當然有甘有苦，但像學生解答一個難題，答案終于得出來了苦也就變成了甘。
他隻是覺得日子過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隻有幾個星期了。
在這些迅速流逝的日子中，留下了許多難以忘懷的事情，許多難以消失的腳印。
但也有不少渾渾糊糊的日子，就是那些無休無止的會議。
一年開了多少會，他說不清楚更記不清楚。
因為太忙，陳一弘很少過問家事，也難享受一次天倫之樂。
馮菲随同他調來市裡對口在銀行工作，一切家務事都落到了她的頭上，而巨總是安排得很好，不讓陳一弘操一點心。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一位賢良的妻子這句話，在陳一弘、馮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證。
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取名星星。
作爸爸的陳一弘似乎并沒盡到應盡的義務，連尿片也沒動手洗一次，星星卻已經上了托兒所，接着又上了小學一年級。
依然是一天來回六趟全由馮菲接送。
在那條從市委宿舍至第一完小的路上，人們每天都能見到大塊頭的馮菲抱着星星騎着一輛破單車急馳而行。
一天六次毫無例外，隻有四季服裝的變化。
不幸的事發生了，馮菲因開會下班晚了一些，在騎着那輛破單車趕往學校接星星的途中，因車行太快迎面碰上了一輛急馳而來的卡車。
卡車停住了，等到人們從四面八方圍了上來時，人們發現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已無須送醫院而是送殡儀館了。
這件事對陳一弘無疑是晴天霹靂，他簡直記不清楚在那段可怕的日子裡他是怎麼度過的。
幾年的時間又過去了，他至今躺在床上回憶往事時，依然不敢去回憶那可怕可悲的情景。
當時，他并沒有放聲痛哭，那傾盆的淚水都像大山裡的陰河流到了肚裡。
馮菲的突然離去給陳一弘帶來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壓力。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緩解這雙重壓力的重要因素，沈琳走入了陳一弘的生活。
這是自然而然的進入，他們倆人誰也沒有料到會産生這樣的結果。
最初沈琳隻是出于對亡友馮菲及其未亡人陳一弘的友誼，積極參與了馮菲的喪事，幫忙照料一切。
盡可能地對陳一弘進行勸解，“不該發生的事已經發生了，要想開一點”，如此等等。
雖然她自己也悲痛萬分，但她還盡可能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盡量做了一些自己可能做的事。
隐隐約約她覺得這是自己應盡的責任，是對馮菲和陳一弘真摯友情的一種回報。
她的這種回報和協助集中地體現在星星身上。
後來矛盾的發展和家庭的破裂，便也從這件事開始，一步步地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陳一弘輕輕松松渾渾糊糊地做了七年的爸爸，連怎樣做爸爸還沒學會也沒想到要學習，卻在頃刻之間爸爸媽媽的擔子一齊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這位被人們稱為會做、會寫、會說的“三會幹部”，在一個七歲的小學生面前卻顯得十分笨拙，什麼都不會了。
而且說句公道話，有那麼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有那麼多會議等着他去開，他又怎能有時間去照顧孩子呢？他真不知道自己那賢惠的亡妻是在同樣繁忙的情況下，怎樣擠出時間來把家庭和孩子照料得如此有條不紊的。
在痛苦和手足無措之中，他真正地第一次感到了女性的偉大。
有了如此的覺悟并不等于就能産生工作和家務兩不誤的本領。
他依然處于困境之中，多虧沈琳經常來家看看，說說解悶的閑話，幫助料理一些家常事情。
有好幾次，沈琳發現星星身上的衣服很髒了也沒換，便當即幫着他換下來又幫他洗了晾在陽台上才回去，慢慢地這就成了沈琳的一項義務勞動。
陳一弘很感激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