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連他自己都數不清。
有一次他的女兒問他：“爸，你真走運，在南郡城裡你是最大的理财當家人，我真羨慕你。
有句話我要問你：你之所以能有今天，靠的是什麼？不過，我事先得向你聲明：我不聽你那些‘官話’，那些話請你到講台上或在作報告時去講……”
趙義同略思索一下，隻直言了兩句：“一是靠勤奮；二是靠刻苦。
”
女兒微微點了點頭：“我明白了……”
的确，成人後的趙義同，确确實實在自己走過來的路上下了一番常人難以置信的苦功夫：他在當鄉會計兼鄉助理期間，為了練好珠算，曾經撥壞了四個算盤；為了弄懂弄通一般的會計知識，他曾經懷揣兩個白薯在别人已經進入夢鄉的時候，刻苦讀了一整夜；為了學會查賬、走賬和處理“呆賬”、“死賬”（即多年未能走平，但又找不出原因的賬目），他曾将鄉裡給的每月12元錢的誤工補貼節約出2元，買六斤挂面提着它去幾十裡以外的一個在家休病的公社老會計家裡，虛心向他請教。
後來，他又自費買了幾十本有關會計學、統計學等方面的專業書籍，刻苦鑽研了三年！因此，公平地說：在他未蛻化變質前，在他未犯下滔天罪行前，确實是勤奮的、刻苦的。
所以，早年間，人們送他“省城第一鐵算盤”的雅号是不過份的……
趙義同腐化堕落，成為不齒于曆史的省城大孽官，是近幾年的事，特别是當了副市長後，逐漸地從裡往外地變了。
有兩件事，對趙義同“刺激”很大。
第一件事：有一天下午，他老婆打電話來說，老家來了兩個親戚，請他開完會後務必回家照個面。
回家後，趙義同一見，那兩個親戚原來是他親舅媽的兒子和他的遠房叔叔。
這兩個鄉下親戚不遠百裡來到省城找這位在南郡當大官兒的趙義同，目的是向他借兩千元錢。
他的那個表弟說：“我媽最近得了一種怪病，想去縣醫院作一次全面檢查，但住縣醫院需要事先交八百元押金，在村裡實在是沒地方借了，沒辦法，才到南郡來找您，如果您方便的話，先借我一千元，等大秋過後，賣了糧食立即将錢還給您……”
他的遠房叔叔說：“我家裡最近出了這麼一件事：前年買了兩頭老母豬，最近下了崽兒以後都死了。
小豬崽兒沒豬奶養不活，想到縣城飼料加工廠買一些專供豬仔兒用的‘豬乳粉’，可那個東西挺貴，買吧又沒那麼多錢，不買吧，那兩窩小豬崽兒都得餓死。
不怕您笑話，家裡就等着把那兩窩豬崽兒賣了給兒子娶媳婦呢，想來想去，沒轍，隻好厚着臉皮到這兒找您來啦……我們想，您是南郡城的大官兒，怎麼也比我們鄉下人強啊……”
趙義同聽了兩個親戚的訴說，苦笑了一下說：“您二位不遠百裡到南郡來找我，按理說這點錢不算什麼，但我現在實在是拿不出來。
不瞞你們說，我每月的工資隻有五百元（指工資改革前），還要養活幾口人。
這麼着，既然你們大老遠的來了，也不能讓你們空着手回去，每人先給你們二百元，等我手頭富餘了，再給你寄去……”
兩位親戚說什麼也不相信，他的表弟歎了一口氣說：“你這麼大的官兒再廉潔，也不至于連幾百元都拿不出來呀？……”
那位遠房叔叔說：“……咳，這俗話說，‘人生在世，什麼都需要有，就是别有病；什麼都沒有，就是别沒有錢’啊……”
趙義同隻是苦笑了一下，沒有作聲。
但他心裡清楚：自己真的沒有那麼多錢。
但又有誰相信呢？
兩位親戚都搖搖頭，不滿地走了。
第二件事：
有一天，他的弟弟趙××作生意需要一萬元，張口向趙義同借。
趙義同當時就覺得那一萬元對他來講簡直是個“天文數字”，上哪給他弄去！所以，沒等他弟弟把話說完，趙義同很不高興地說：‘你哥哥論官位确實不小，但論錢确實沒有！你向我借這麼多錢，是不是誠心難為我？”
他弟弟趙××說：“我就不相信，你當了這麼多年的官兒沒人向你行賄？你就沒向别人索賄？現在誰還像你這樣死心眼兒？你是清白的嗎？别人相信，我就不相信！”
自從這兩件事以後，趙義同常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講了幾十年的艱苦奮鬥，“奮鬥”到何時才算一站呢？我們講了幾十年按勞分配，難道我一個财政局的局長、一個市長的勞動付出和對社會的貢獻不比那些“練煙攤”的、“賣羊肉串”的、“賣烤白著”的、“倒服裝的”大？那些人，哪個人收入不比我多？哪個人不比我富？我在台上做報告、下基層檢查工作是省城“品官兒”，哪個敢不熱情歡迎？哪個敢不熱情接待？可是，當我一個人走在大街上，當我走進商店摸摸自己的兜是空的時候，我卻是個省城的“窮癟三”！難道這符合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嗎？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