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之際，他對學制的拟訂，卻偏于保守，與張百熙不協，而與榮慶恰為同道。
這就意味着張百熙落了下風，榮慶是成功了。
為了酬庸起見，調任榮慶為刑部尚書，再轉戶部，頂了那桐的缺。
但他這個戶部堂官，隻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張，是奕劻、瞿鴻玑、那桐行使會辦戶部财政處的職掌，徑自議定上奏，并無榮慶置喙的餘地。
因為如此，楊士骧進京，催問饷源，不找榮慶，隻找那桐幾經磋商，有了差強人意的結果。
“攤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斷然決然地說：“不管瞿子玖怎麼說，都不必理他。
隻要自信得過就行。
”
于是，定了兩項攤派的辦法，奏請核定，頒發上谕。
一道是攤派煙酒稅，“說是百廢之興，端資經費，現值帑藏大绌，理财籌款，尤為救時急務。
前經戶部通行各省，整頓煙酒稅，以濟需要，乃報解之無多，實由稽征之不力。
據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直隸抽收煙酒兩稅，計歲入銀八十餘萬兩。
以直隸凋蔽之區，猶能集此巨款，足見該督公忠體國，實心任事，殊堪嘉尚。
即着抄錄直隸現辦章程咨送各省，責成該将軍督撫一體仿行，并量其省分之繁簡，派定稅款之多寡，直隸一省，即照現收之數，每年仍派八十萬兩；奉天省每年應派八十萬兩；江蘇、廣東、四川各省，每年應派五十萬兩；山西省每年應派四十萬兩；江西、山東、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應派三十萬兩；河南、安徽、湖南、廣西、雲南各省，每年應派十萬兩；甘肅、新疆各省，每年應派六萬兩；
通計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稅額共六百四十萬兩。
”
再有一道上谕，是整頓浮收及契稅，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話開頭：“現在國步艱虞，百廢待舉，而庫儲一空如洗，無米何能為炊？如不設法經營，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後患何堪設想？查近年來銀價低落，各省不甚懸殊，其向以制錢折征丁漕，各省縣浮收甚多，而應征之房田稅契，報解者什不及一。
各州縣身擁厚資，坐視國家獨受其難，稍具天良，當必有惄然不安者，在各督撫每以保全優缺優差為調劑地步，不肯實力清厘，而不知國勢阽危，大小臣工，豈能常享安樂？該督撫等受恩深重，又何忍因見好屬吏，至負朝廷？着自光緒三十年始，責成各督撫，将該屬優缺優差浮收款目，徹底确查，酌量歸公，并将房田稅契，切實整頓，歲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額數，源源報解。
除新疆、甘肅、貴州及東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籌解外，江蘇、廣東兩省，每年應各派三十五萬兩；直隸、四川兩省，每年各派三十萬兩；山東每年二十五萬兩；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萬兩；安徽省每年十五萬兩；山西、陝西、雲南、廣西、福建各省，每年各十萬兩，以上計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萬兩。
”
兩項共九百六十萬兩銀子，即使不能收足，每年至少亦有七八百萬，以初步練兵的額數，及修理西苑的公費來說，勉可夠用。
反正有了款，就可以寅吃卯糧，袁世凱放心了。
于是奕劻以練兵處管理大臣的身分，奏請簡派該處的差使。
會辦大臣袁世凱、幫辦大臣鐵良——滿洲鑲白旗籍，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是早就特旨派定的。
如今應由奕劻請簡的差使，一共四個：提調、軍政司、軍令司、軍學司。
提調尤之乎坐辦，是常川駐在，綜括庶務的一個緊要人物，派的徐世昌。
此人與陳夔龍會試同年，點了翰林，從未放過考官，是個極黑的黑翰林，因而才會在袁世凱小站練兵時，去做他的幕僚。
及至袁世凱放了山東巡撫，徐世昌打算加捐一個道員，指省分發山東，一到自然就能補實缺。
但袁世凱的想法卻又不同。
“以我們的交情，山東的道缺，讓你挑。
不過，這一來你想爬到監司，還得有幾年工夫，爬到監司，再想内轉侍郎，外升巡撫，更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事？你今年剛四十，來日方長，何不在翰林院養資格，一朝脫穎而出，必可大用。
這是我的忠告，請你三思。
”
原來袁世凱自從放了巡撫，擔當方面之任，知道自己的腳步已經站穩，可望繼左宗棠、李鴻章、丁寶桢、張之洞、沈葆桢、劉坤一諸人之後，而成為舉足重輕，為朝廷所倚重的名督撫。
但論出身，袁世凱了解自己差得太多，将來幕府中必得多找些進士、翰林，一則裝點門面；再則正途出身，凡事占便宜。
所以為了自己，不願糟蹋徐世昌的前程。
想想也不錯，徐世昌仍舊回京去當翰林。
袁世凱又多方設法為他揄揚，甚至說動了張之洞，上奏保薦。
他自己亦曾密保過，說徐世昌“識力清銳，志節清岩”，奉旨交軍機處存記。
辛醜回銮那年，袁世凱迎駕之時，又特地面保，所以慈禧太後在保定召見，問起直隸山東防軍的情形，徐世昌的奏對，條理分明，大得賞識，調補為國子監司業，另外由袁世凱奏請特許，派任到新建陸軍的京畿營務處。
商部成立，尚書載振及左右侍郎之下，分設左右丞。
右丞是慶王府的西席，也是翰林出身的唐文治，左丞由袁世凱推薦徐世昌充任。
這是個三品的缺，由六品的國子監司業調補，算是異乎尋常的超擢。
其實這也是個過渡，袁世凱早就打算好了。
練兵處成立，奕劻挂名，徐世昌“管家”，以便從中操縱一切。
而在徐世昌，開缺以内閣學士候補，充練兵處提調，閣學二品，雖為候補，一樣可以戴紅頂子了。
三司的長官，都稱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