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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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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夜,植物園荷塘小亭外來了四口人,一個是萬熙、兩個是槍兵,還有一人,是個身形健碩的胖子——” “我記得的,”孫孝胥籲籲岣岣地喘道:“那人穿着雙棉底桑鞋,有上乘輕功在身,腰間還纏着兵刃。

    ” “這四個人到時,諸位正專心緻力拆解那流星異象同墨竹畫謎,是時亭外無光、來人站得又遠,咱們也沒能細辨其眉目。

    ”汪勳如接着聲量一沉,道:“那胖子會不會就是嶽子鵬呢?”問到這一句上,他拈起雙手拇、食二指,以極輕極緩之勢将桌面上的白丸翻來覆去撥弄了半晌,最後找着下手之處,四片指甲尖兒猶似鉗鑷,捏準了紙角分别向左上、右下兩方一拉,紙片逐漸鋪展開來——果然正是當年我親手寫的一阕〈菩薩蠻〉、以及圈畫注記的“嶽子鵬知情者也”。

    汪勳如側過臉,對我深深一颔首,道:“咱們六老還是該謝謝你才對;字謎雖不好解,可若非你老弟一句“嶽子鵬就是彭子越”驚醒中人,大夥兒恐怕始終不悟:原來嶽子鵬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呢。

    ” “可我還是不明白,”我一時還沒能意會透徹,祇能憑直覺問道:“你們既然早就認識彭師父,這二十七、八年來,難道從沒見過面、兩下裡把話敞開來說了,豈不利落?” “你忘了麼?”李绶武持起放大鏡往我腦袋上輕輕點了兩下,道:“在我等而言,嶽子鵬早就死了;在老彭而言,則是“與天地合德、知鬼神之情狀”——他曾經是廁身于天地會方面的一枚棋子,當年出了這等大事,他要是同咱們有所接觸,豈能苟全性命至今?” 正說着,汪勳如已将紙片完全展開,逆光透看,衆人同時“咦呀”驚叫起來——紙片背面多了些什麼——是用狼毫筆蘸漆畫了一隻盅,又在茶盅上打了個大大的“X”。

     “茶陣圖?”萬得福湊近來、垂低臉,激動地說道:“又是從天地會“海底”傳入的門道。

    這一杯茶沒有别解,斟過便飮,主人若斟得十分滿,客人便須留意——因為灑落一滴都嫌不敬,而斟滿就是主人有心作難,客人接在手上、啜去兩分、剩八分,道兩句:“獨腳難行仍須返/八荒自有光棍家”,之後擡屁股走人,可保平安。

    可圖中這茶杯卻是空的,這個麼——” “想來紙片是由紅蓮持交老彭過目的,紅蓮不是光棍,空茶碗或即是“空子”之意。

    ”孫孝胥道:“不過這朱漆錯不了,正是老彭常持之髹刷鳥籠的物事。

    ” “用一個茶盅布陣,既有“獨腳難行”的答辭,可見茶盅非徒指的是紅蓮,或恐也寓有彭子越自況之意。

    ”魏誼正道:“隻茶盅上打個“X”着實難解,我——想不出來了。

    ” 萬得福疊忙道:“之所以布茶陣,原本有個來曆。

    飮茶總詩是這麼說的:“清朝天下轉明朝/蓮盟結拜把兵招/心中要将金人滅/茶出奸臣總不饒”,倘使嶽子鵬就是彭子越,他一定也明白咱們這些年來所查者的确是小爺如何幹下殺害老爺子的事體,此“茶”即是彼“查”,空茶盅豈非空查一場的意思?” “要知道,”汪勳如似乎并不以萬得福之言為然,随即接道:“彭子越之所以跟咱們打啞謎,并非存心為難,乃是防人耳目;他既曾溷迹洪門,便不至于借用洪英光棍可解的慣例作隐射——” “照你這麼說,這張圖根本與茶陣無關喽?”趙太初的懸膽鼻“哼”了一聲,道:“那他何不畫個大碗,偏偏畫隻小茶盅呢?”在說到“小茶盅”三字時,趙太初刻意變了個江北腔,順手朝汪勳如一指,聽來倒彷佛是罵對方“小雜種”了。

     錢靜農這時忽地擊掌笑道:““茶”還是“查”,“空茶盅”也還是“空查一場”——隻不過彭子越費了些心思。

    各位且看他刷刷兩筆抹下,筆觸分明,絕非胡亂塗抹個大“X”,倒像一撇一捺的兩劃——這其實是個字呢!” “是個“五”字。

    ”李绶武收起放大鏡,滿意地點了點頭:“五在盅上,合為“五衷”——” “古篆“五”字作“X”,象陰陽交午之義;午字亦作此形。

    彭子越未必通曉金甲籀篆之學,但是近世商家作帳記數,以“X”代“五”,算是返古用俗,并不罕見。

    ”錢靜農一面臨空撮指劃了幾個“X”,一面興高采烈地谠論下去:“所以人家畫的既不是一盅茶、也不是一個空茶盅,而是五個空茶盅。

    ” “錢爺這麼說,我倒想起來了,”萬得福說時已縮掌入腋下百寶囊中掏摸了半晌,道:“當年我在植物園荷塘小亭頂上撬回了五顆彈頭,是老爺子神功逼射所緻;那彈着之點,乍看也是五杯茶的茶陣,左三右二如此——”說時他且将五顆彈頭往圓桌中央放去。

    但見他放得雖輕,可一松手之際彈頭赫然嵌入桌面,布成一個“疒”字:“祇怨得福愚昧,我想破頭皮,祇能猜出老爺子用的是“禀進辭”的典故;而非茶陣。

    但不知這張圖上的小茶盅若用茶陣,又有什麼講頭?” “自然是有的。

    ”李绶武道:“設若嶽子鵬、彭子越就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人,适才勳如說的那大胖子應該便是他了;疇昔之夜吾等去後,此人必有所見、必有所聞,才堪當得萬老所謂“知情者也”。

    可是人家又憑什麼信得過咱們、而願意将所知之情據實相告呢?咱們不都是空子嗎?是以我方才說這字謎上必然有些交代;嶽子鵬畫這茶盅的意思,諸位老兄弟都說對了一部分,卻眞如瞎子摸象,各見一隅;兜攏了說,我倒認為要從“五衷”這個用詞上說起。

    ” “绶武說的可是“衷腸”之“衷”?”汪勳如問道:““五衷”所指,不就是心、肝、脾、肺腎五髒麼?” “正是。

    ”李绶武繼續說下去:“洪門“海底”為庵清光棍收納之後,曆任總舵主常耿耿于懷的便是一個“五”字。

    那是因為天地會奉的是蔡、方、馬、胡、李五祖,而老漕幫供養的則是翁、錢、潘三祖;餘事或許毋須計較,奉袓之禮卻不可不有所區别。

    待傳到了光緒年間的俞航澄老爺子任上,遠黛樓一劫之後,俞老爺子引咎稱退,特别訂下了個“五衷如一”的規矩——這些,孝胥書中都表過了的。

    ” “不錯。

    ”孫孝胥道:“那是俞老爺子體念六十四位庵清元老齊心戮力逃過崩樓一劫,才頒下的一道旨谕,日後凡是逢着必須布茶五杯的場面,便多置一海碗,無論該喝的是哪一杯,都得先注入海碗之中,方可再飮,取的是“相濡以沬”之意;“濡”字音讀為“如”,正合“五衷如一”——這麼一來,桌上盛茶之具、其數為六,也就不再是敵壘仇家所供奉的五祖之五了。

    ” “從“五衷如一”到“五盅如一”——”李绶武道:“焉知嶽子鵬畫此,不是在向咱們讨五個一式一樣的信物?若沒有這如一的五個信物;咱們當然祇是空茶(査)一場了。

    ”說到這裡,衆人目光已不約而同地往桌面上那五顆彈頭望去。

     唯獨萬得福失聲嗫嚅道:“難道老爺子臨終之際另有托付、要家下光棍持這五顆彈頭去向那嶽子鵬讨消息?” “得福!你是個用心的,悟到這一步,老爺子在天之靈應該十分欣慰了。

    不過——”李绶武瞄了我一眼,又向其餘五老道:“諸位老兄弟可曾想過:萬老臨終留書,何以用右手寫下“泯恩仇傳香火會六龍知天命”,卻又用左手寫下隐着個“嶽子鵬知情者也”的字謎呢?右手是慣常持筆之手,僅書十二字:左手原不習于行文,卻寫了四十四個字的〈菩薩蠻〉,豈不謬悖常情?” 這一問,顯然把孫孝胥、汪勳如、趙太初、魏證正都問住了。

    我老大哥則低頭傻瞪着自己的左手、又瞪瞪右手。

    倒是錢靜農又露出之前那種老屁股兔子哥的神色,沖我不住地點起頭來,口中的答話竟似與李绶武所問者無關:“大春也頗能識書,我卻問你:《禮記》〈玉藻〉同《漢書》〈藝文志〉相提并論起來,孰為可信哪?” 以我的一偏之見而言,《禮記》在群經之中是後起之書,西漢諸儒多講《儀禮》,東漢諸儒講《周禮》;《禮記》之所以受重視,多半是因為《儀禮》、《周禮》不再能通行實踐,才需要靠《禮記》來作一疏證會通。

    此書最早且稱完整而流傳的是鄭玄的注本,鄭玄出生于公元一二七年,上距《漢書》作者班固之死已經三十五年,若以孰為近古言之,班固的《漢書》自然著述得較早。

    然而錢靜農這麼沒頭沒腦地把一經、一史二書中略不相涉的兩個篇章拿出來讨問,似乎不祇是在問我:“哪一部書中之言較早出而可信?”或者“哪一部書中之言較後出而轉精?”他像是要我但憑直覺應對作答。

    我眨了眨眼,道:“你既然瞎問、我就瞎答——我還是信班固的。

    ”“敢問其故?”錢靜農紫臉上的五官一開,笑得更得意了。

     “班固是世襲蘭台令史,搞的就是紀實立言;比起搞經術思想的那些個儒生動不動就祭出一個尊經法聖的幌子來借注立說,眞個是“述而不作”,老實得多。

    ” “此子恐是王若虛的信徒,”李绶武摘下眼鏡,似是忍不住微笑着插嘴道:“所謂“若謂聖人之經,不當變易以就己意,則甯阙之而勿講,要不可随文而強說也。

    ”儒生解經,常對法說相;越抓解得歧骈枝蔓、越覺立異鳴高,反而因相失法。

    好一個“述而不作”!那麼我且多問一句:你可知靜農為什麼拿〈玉藻〉、〈藝文志〉來瞎問于你麼?” 我當然隻能搖搖頭,道:“甯阙之而勿講,不可随文強說!” 錢靜農當下一拍桌面,喝了聲:“好!”但見那五顆彈頭給震得向上沖飛,在半空之處教他一把攫住,接道:“〈玉藻〉說的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而〈藝文志〉說的則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如今你既然省得了萬老臨終所托,竟是覓一記言之人,何不便将了這五個信物,去尋那“嶽子鵬知情者也”?” “方才你還在問:為什麼是你?為什麼不是你呢?”李绶武虎瞪起一大一小兩隻眼珠子,一臉麻瘢湊到我鼻尖上,仍舊狺狺笑着,道:“令尊當年要是肯不計出處安危、抗首任事,咱倆一裡一外,恐怕早就把“哼哈二才”暗中勾串洪魔的事證搜羅齊詳、公諸于世;哪裡容得這二厮日後在萬老身邊嚼舌嚼黃胡開口、唠矂出個“周鴻慶”的案子來?即便是萬老升天之後,我還等了令尊一年又五個月,結果呢?令尊畢竟辜負了我!” 錢靜農攢握的那五顆子彈在此刻喀瞎啦啦落入我那雙不知何時竟已攤開的掌心之中。

    我聽見萬得福對我老大哥說:“他原本就該是個光棍,卻到今兒才算是回了家!” 我把五顆彈頭交到彭師父手上的時候,他跟我說了兩句話:“看光景是長了點兒見識——屋裡說去罷!” 離開彭師父的家之前,他交給我一個用金懷表煉條束着的布包兒,布包兒是淺藍色薄綢袍子前襟的一角,上頭還灑了幾滴早已幹涸、呈暗褐色的血污痕漬,煉條和袍襟之間則塞着一枚鈔票大小的紙方。

    彭師父告訴我:“聽萬老爺子說:裡頭是一卷音帶——你,可以回去了。

    ” 在這一頭一尾之間,我問了他許許多多的問題。

    無論他怎麼說,都讓我覺得:“越活越回去大俠”自己那殘破、飄零的大半輩子竟然像連綴着百衲衣的針黹,扃鐍着、穿引着、補充着他身邊所有的人們的生命。

    他從來不是這個世界上任何一隅的中心;他的存在總祇能襯托出其它人巨大的幸福和痛苦。

    如果有誰要以他個人的經曆攝制成一部劇情片,則彭師父也祇合是個龍套——且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誰能平庸到那個程度來飾演他的角色。

    他唯一値得丁點筆墨的地方是曾經偷偷摸摸練成了《無量壽功》之中所載的五層功法;然而即便如此,在施展此功之際,他的肌膚腫脹、筋肉膨臃、五官暴突、四肢肥滿,渾然不再是羸旌痩弱的本來面目。

    換言之:認識彭師父的人不會知道、也難以想象他能有什麼本事;見識到他眞有些本事的人則不會相信他就是彭師父。

    他的皮相和實體——請允許我略事誇張地把這個人物說得抽象一些——他的皮相和實體是彼此決裂、悖離且扞格不相容的。

     事實上,在他的一生之中,也僅有兩次——純屬意外的兩次——讓人看見了他變容易貌的整個過程,一次是在民國七十一年冬天、我和孫小六逃出地遁陣,躲進武館洗澡、聽彭師母說故事的那個晚上。

    彭師父認為那一回拽底的原因乃是被我一天之内喊了他兩聲“嶽——子——鵬”給吓岔了氣。

    另一次是在民國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五号,那天下午警察局派員扣押了他的三輪車,還裁處了他三百罰锾,甚至告訴他:三百罰锾就是九百塊錢新台币。

    彭師父當時隐忍未發,睡到半夜裡起來撒尿,再回房卧倒之際,彭師母一聲驚呼、暈了過去。

    彭師父擡眼一看,床邊梳妝台上的鏡子裡自己赫然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從那天起,原本染過肺結核、長了一身骨刺、教煤球給熏壞了一部分腦子、又中了三次風的彭師母再也無法承受人生中一再驟然撲襲而至的驚吓;她四十歲,在意識的深處堅決地展開了一程永不回頭的遁之旅,漠不關心的世人以為她罹患了另一種痼疾,從而無法得知:這才是她為自己所做的最徹底的一次治療。

     我曾經花了将近三年的時間去查考、核對彭師父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如何進入乃至牽動着他所處身的這個“時代的巨大漩渦”。

    其間——在衆多早已隐身于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協助之下——我逐漸成為一個比“年輕作家”、“知名作家”或“値得期待的大師級作家”更了不得一點的人物。

    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個國中學生、寫了一本生活周記,也都在短短兩年不到的時間裡賣出去二十六萬冊。

    接着,有人請我上電視主持節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部名為《悲情城市》的電影〈這部電影還得過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也有人重金禮聘我替吉普車、烏龍茶、眼鏡、烈酒、信用卡和一種腌漬得酸不溜丢的牛蒡絲等産品當代言人。

    背着人,我自己其實再清楚不過:這些浮光耀影、繁華缛麗的俗世聲名、成就和利益絕非來自我個人的智慧、學養或努力;它們全是老漕幫傾力發動,運用各種勢力、關系、人際網絡、社會資源去換來的。

    而且我更知道:這一切都是“預付的版稅”——祖宗家門兒上自幫朋大老和一百單八将,下至潛伏在台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行業、各個角落裡不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們都在引領翹首,等待着、企盼着、甚至有形無形地催促脅迫着我寫出這一部《城邦暴力圑》,重新還原一個本該歸屬于他們的曆史眞相。

     扮演所謂“媒體寵兒”、“社交名流”的一段不算短的時日裡,我幾乎忘了曾經作過四次失敗的嘗試,分别寫成了四個終至廢棄不用的小說開場。

    然而對眞正的書寫工作來說,這段歲月就像任何一個膽敢假藉創作之名、占世界一點小便宜的藝術家所曾經示範過的那樣,并非全然浪擲。

    比方說:一位電視台的高級主管慷慨地讓我随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種古老盤式錄音帶的機器,我才能夠憑借着現場的交談和聲去重建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園塘小亭中發生的事件細節——我終于知道那些警車頂上的鳴笛燈号的确是在趙太初引吭長嘯之際轟然震碎的。

     再比方說:一個替廣告公司看管片庫的老榮民為我旁證了彭師父當年的挫折和憤懑。

    原來自民國四十九年起,台北市政府便有意整頓市容、逐漸淘汰三輪車,一方面以每三到六千元的價格公開收購,另方面則輔導車夫轉業開出租車、要不就從事其它勞動工作。

    有些車夫祇肯接受輔導、或領取救濟金;至于車輛,卻甯可自行高價轉賣給那些并不認為政府眞會淘汰三輪車的新進同行。

    民國五十五年初,在部分車夫集體勾串哄擡之下,一輛六、七成新的三輪車可以叫價到新台币八千多。

    彭師父和片庫那老榮民幾乎是在同時上的當。

    片庫那老榮民接着問我:“你那個什麼師父後來做啥?”我說他賣了些金子買一把大關刀插在門口開武術館。

    他說:“那他厲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感覺有人會羨慕彭師父。

     我認眞想要以彭師父為主軸叙述《城邦暴力團》的念頭之所以忽然出現是在一個玄關上方懸挂着一輛三輪車、名喚“酷力”的狄斯可舞廳。

    那時距離我離開“人文複健醫院曁護理中心”已經三年多,正确的日期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十五号。

    我早已忘記背後一直有人在追殺着我。

     當時有一家剛開始營運的有線電視頻道準備請我主持一個可以環遊世界的旅遊節目;頻道負責人很有誠意地請我吃了一頓豐盛的湘菜晚餐,就在他和另一位制作人分别離座打電話和上廁所的時刻,三個穿一身黑西裝的年輕人圍近餐桌,其中一個十分有禮貌地說:“請大春先生借一步說話。

    ”我走了大約一百步、剛出餐廳大門的第一瞬間便給那十分有禮貌的家夥兩指捏住了後頸。

    “很抱歉,竹聯孝堂——有點要緊的任務。

    ” 遺憾的是我永遠不可能知道那任務的内容究竟是什麼——兩秒鐘(也許更久一點)之後,我後頸上的箍爪一松,三個年輕人像商量好了似地同時萎仆倒地,連猶如墜樓者屈體橫陳的姿勢都一模一樣,我的後脊梁貼上來一隻厚重溫暖的巴掌,而底下的兩條腿也猛可離了地——我這一整副身軀已經迎風向前疾速飄行着了。

    “張哥變胖了!”孫小六說。

     “你當上大廚了?”我盯着他那一身高帽圍巾的裝束,想笑,可一張嘴就吃風。

    “沒呢,二廚。

    ”說時遲、那時快,孫小六“嗖”一聲摘了帽子,一面加急推頂着我跑,一面低聲道:“這回是“花枝”親自督陣,今晚非拏下張哥不可——要是拏不下來,“二才”那邊就要逼他們明天自動散夥。

    ” 在抵達“酷力”之前,照我粗略的估算:孫小六身形過處,沿路順手拔斷了十四具公用電話,發暗器打滅了五處紅綠燈,還放火燒掉三輛停放在騎樓底下的機車。

    我問他這又何必?他說每一筆帳都會算在附近孝堂的那些王八蛋身上,跟咱們一點兒關系也沒有。

    我說你這是毀損國家資産。

    他說張哥你還搞不清楚這世界上沒有國家這種東西。

    我愣了一下。

    他在這個當兒就地一轉身,肘尖抵住我腰眼、輕輕一頂,我們便進了“酷力”的大門。

    我說你這招頂着人兜風的本事萬得福也會。

    他說這本來就是北平自然六合門的手眼身法步——當年他撞上葉啟田殺人逃亡的那一天,萬得福當街攔住他、一把扯到立體停車場躲槍戰,在短短的那一程路上,他給偷偷學會的。

    我便是在這時擡頭瞥見頭頂上懸着一輛三輪車;玄關内側的電動門随即向兩旁退開,雷霆一般的搖滾樂節奏擂擊着我的心髒,大廳中央舞池裡一個乍閃乍滅的輪轉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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