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走了，畫廊十點鐘開門。
卡勃洛溫斯基一面為自己重新斟上咖啡，一面請愛德蒙松向畫廊的館長轉達他的問候。
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曾經選中他的作品去畫廊參展。
他想了一想，喝了口咖啡，又對愛德蒙松說，她可以告訴這位好人，他随時準備會見買他畫的顧客。
愛德蒙松戴上帽子，系上大衣的腰帶。
她走到水槽前面時說，如果我們中午想吃章魚的話，必須開膛剝皮才行。
卡勃洛溫斯基馬上表示贊同。
他頓時笑逐顔開，高興極了。
他身體向後仰去，滿意地擦了擦嘴巴。
他對已經站在門廳過道裡的愛德蒙松大聲說，不要忘記打電話給畫室，了解一下石印畫是否已經印制完畢。
25）卡勃洛溫斯基彎着上身，白襯衫塞在灰色背帶底下，正試圖将刀尖刺進章魚觸手滑溜溜的皮肉裡去，那章魚躺在木砧闆上。
他的對面，科瓦斯卡金斯基·讓—瑪麗（愛德蒙松走後不久，他就衣冠楚楚地來到這裡），正用他那雙纖弱的手抓住章魚不讓它動。
他摘下手表，有點猶豫不決地參與了這項活動。
他在褲子外面系上了廚房裡的抹布，身子挺得筆直，脖子僵硬，嘴巴咬緊。
他不住地用一種斷斷續續的口氣說，要對準章魚的身首結合部，這樣刀鋒更容易進入。
卡勃洛溫斯基彎着腰，頭發垂落到眼前，根本不聽使喚。
他做着怪臉，雙手痙攣，用盡全身力氣将刀尖插進章魚的内髒裡去。
我交叉着雙腿，坐在廚房那一頭，抽着煙。
我凝視着從過濾嘴裡飄出的縷縷青煙，考慮是否要去參加奧地利使館的招待會。
我從中能期待些什麼呢？下周三那次晚會的全過程對我來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将會穿上深色外套，系上黑色領帶。
在人口處我會拿出請帖。
在枝型水晶燈底下，到處是裸露的肩膀，珠寶首飾以及晚禮服的緞子翻領。
我慢吞吞地從這個廳走到那個廳，目光微微傾斜。
我不說也不笑，我筆直向前走，靠近窗口。
我用一個手指撩起窗簾，看了看外面的馬路。
夜晚一片漆黑。
在下雨嗎？我放下窗簾，走到自助餐台前。
在一組客人的背後，我站着不動。
一位大使将會如此說：我國的情況非常健康。
自從我國政府定期召開的會議開幕以來，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而這種結論又是建立在不帶讨好意味的總結基礎之上。
這樣一種結論之所以富有意義是因為它是在一種非常強制性的國際環境中産生的。
我将會聽他講。
他的講話充滿自信，令人肅然起敬。
他解釋道，在這種令人鼓舞的背景之下，議事日程中的不同議題得以逐一研究：會議的進展表明，由于富有成果的相互磋商，大量的事實得以澄清，使每一個有關的問題得到解決。
從此之後，在會上表達的各種要求有了質的變化，這些新的要求名目繁多：目标中的現實主義，各種能力的結合，管理中的嚴格。
嚴格。
這個詞使我發笑；我竭力不讓自己笑出來，我半轉身子，一隻手插在口袋裡走進客廳。
我将會離開，當然不會忘記在前廳取回自己的圍巾。
回到家裡，我會對愛德蒙松說，那些外交官們紛紛圍在我的身邊想聽我談談裁軍問題，而女人們統統擠到我的那一小組的邊上來，我手中拿着酒杯，向大家發表演說。
嚴肅、審慎而又博學的艾根恰夫頓先生，也就是奧地利大使本人，卻向我承認，我的推理嚴密細緻，我的邏輯無懈可擊，他為之而深感敬佩，最後他還誠懇地說，他對我的美貌十分傾倒。
這時候，愛德蒙松擡起眼睛，她的顴骨突起：她笑了。
後來呢？我離開自己的座位，走到水龍頭前将我的煙蒂捏滅。
我順便瞥了一眼那條章魚。
它的上半身已經剝掉了皮，變得十分光滑。
卡勃洛溫斯基終于将灰色的皮剝了一部份下來。
但不管他怎麼努力，還是不能把最大的那隻觸手的皮剝下來。
他用刀刃在吸盤的部位輕輕敲了幾下，然後割開切口想把皮剝下來。
他的感冒增加了他的難度：剛才一個強烈的噴嚏使他停下來，不得不擦幹手指去幹别的事。
26）我聽到電話鈴聲之後，幾乎是奔跑着快步穿過走廊去接電話。
這是一個打錯的電話，對方找的是這裡以前的房客。
灰蒙蒙的光線透過珠羅紗窗簾照亮了整個房間。
我把話筒擱在我的老式電話的平衡架上，繞着書桌沉思地轉了一圈，在窗前立定。
外面正下着雨。
馬路濕漉漉的，人行道顯得陰沉沉的。
車輛都停靠着，停下來的車子上蓋滿了雨水。
行人急匆匆地穿過馬路，我對面的那幢現代化的大樓是郵電局，不斷有人進進出出。
我面前的玻璃窗上蓋上了一層水汽。
透過這層薄薄的霧氣，我觀察過往的行人，他們進去投寄郵件。
在雨幕下，他們好像都是密探：他們在信箱前立定，從大衣裡掏出信封，因為怕被雨水淋濕，他們将信迅速地塞進那條縫口，然後豎起衣領來躲避雨水。
我把臉靠近窗口，雙眼貼在玻璃上。
我突然感覺到這些人好像都處在一個大的玻璃魚缸裡。
也許他們害怕了？玻璃魚缸慢慢地充滿了。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