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馬斯·哈迪站在歐文大街的人行道上，正在和另一個叫韋斯·法瑞爾的律師說着什麼。
他們之前也就見過一兩次面，最近一次還是在去年九月份格裡斯基的婚禮上，他們在那兒碰到一塊并一起比酒，試驗了一下人體對香槟酒的承受限度。
結果表明，他們兩個人的酒量都夠大。
昨晚，弗蘭妮終于在三葉草酒吧露了面，而且她和哈迪還繼續了他們的約會——到紫月華餐廳吃了中國菜。
回到家後，他頭腦中怎麼也抹不去麥圭爾在故事中提到的肖恩·麥基的影子。
今天上午，他向周圍人打聽，才知道麥基的家人實際上已經聘請了一位律師——也就是法瑞爾——來就他的死亡事件開展醫療事故方面的調查。
畢竟醫療是最近的熱門話題，昨天是蒂姆·馬卡姆的死訊，這讓他有興趣知道更多的情況。
法瑞爾會是一個不錯的信息來源。
哈迪知道，法瑞爾也會覺得求之不得，十分樂意去幹這件事。
因此，八點半剛過，在韋斯快到辦公室時，哈迪手裡拿着一瓶系着絲帶的香槟酒站在了人行道上，等着他出現。
法瑞爾親熱地跟他打着招呼，如同見到一個失散多年後的兄弟，但當他看見哈迪遞上的禮品後故作驚恐地将身子向後退了退。
“自從阿布的婚禮之後我就再沒有喝過一口那東西了，那天一次就喝夠了十年要喝的酒，足夠了。
如果讓我再回想一下那天的話，我不敢相信我真的那麼做過。
”
“那就像騎馬一樣，”哈迪說道，“它突然一跳把你摔到地上時，你得從它的右後方跨上去。
丘吉爾天天喝這東西，你知道嗎，連早餐時都要喝。
他還獲得了諾貝爾獎。
”
“因為喝香槟酒嗎？”
哈迪搖頭表示否定。
“是和平獎，我想，不，等一下，或許是文學。
”
“如果是和平獎，那可真是太好了，”法瑞爾沒有顧及哈迪，而是自顧自地說道，“我喜歡他們怎麼把和平獎授予這些世界級的戰争者的那股瘋勁。
亨利·基辛格、黎德壽、亞賽爾·阿拉法特。
丘吉爾也屬此類。
這些家夥絕不是甘地，你知道的。
”
“政治家。
”哈迪說，“如果你是個政治家，那麼戰時你就可以想殺多少人就殺多少人，之後當你住手時，瑞典的每一個人都會心存感激地授予你和平獎。
”
“隻有一點你搞錯了，瑞典不頒發和平獎。
”
“不發？那誰發呢？”
“挪威。
”
“什麼時候開始的？”
“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
其他的諾貝爾獎項都出自瑞典，但挪威頒發的是和平獎。
不要問我為什麼。
”
“他們或許都是不錯的政治家。
”哈迪說。
“我也能做個政治家，”法瑞爾說，“我也想殺很多人。
”他現在正坐在椅子裡整理着吸墨紙上的那些筆，“也許我能自我防衛，那就會意味着我有一個顧客。
”
哈迪将椅子裡的身子靠向椅背，跷起二郎腿說：“近來事情進展得不順利嗎？”
法瑞爾的手在空中漫無目的地揮了一下。
“幾乎不值得每天都開着辦公室。
”他歎了口氣，“如果我不是如此關心我的那些委托人的話……”
“麥基的案子，比方說？”
法瑞爾的身子矮了下去。
他失望地把腦袋前前後後地搖擺了好幾回，随後用獵犬一般銳利的目光盯着哈迪說：“不要告訴我他們去找過你。
”
哈迪哈哈大笑起來，随後又克制住了自己的失态。
畢竟，丢掉生意不是什麼可笑的事情。
“沒有，”他說，“我發誓。
我不是在挖走你的委托人，韋斯，不過這事關系到麥基。
”
“他們怎麼樣，不僅失去了一個兒子，而且頭腦不清、無理難纏嗎？”
“怎麼難纏了？”
“因為最近我們的最高法院規定，就像你可能已經聽說過的，個人不能就醫療事故問題控告他們所投保的健康維護組織，因為這些組織不對藥品進行檢驗。
他們是商業機構，而不是醫學機構。
”他攤開自己的手掌舉了起來，然後又沮喪地放了下去，“真不幸，迪茲，這個規定或多或少都正好将我代表麥基和其他五個委托人提出的申訴拒之門外。
同時，為了赢得時間，我将自己釘在車上一刻不停地為這事四處奔波，當做這就是去奔向未來一樣。
總之，現在我得根據新法案的條款來重寫所有的訴狀：缺乏應得的關心，全面的疏忽。
就這樣嗎？這個計劃的管理機構促進了産品改良，就像這個情況，但同時，沒有開出相應的罰單。
”
哈迪自始至終都靠在椅背上，雙手抱在胸前坐着，有一半時間都是在欣賞着法瑞爾的咆哮。
他知道罰單這個現實。
那就是，如果你不能應付它們，那你就會從商場中淘汰出局。
“那麼在肖恩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肖恩的資料就像是本教科書。
”法瑞爾嘴裡迸出這句話，走到他的文件櫃前，從裡面拉出一個厚厚的文件夾，“看看這個，查查看吧。
”
哈迪起身來到辦公桌旁。
法瑞爾握有昨晚摩西·麥圭爾在三葉草酒吧所提到的所有醫學記錄，但他們故意在很多細節上添油加醋，尤其是結尾處的歪曲說法使肖恩·麥基的死更是讓人覺得悲慘。
肖恩的一個醫生建議，他或許可以采用一種辦法，一種正在洛杉矶的西達斯一西奈醫院運用的新療法，可能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