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的希臘餐廳裡的午餐聚會結束後，大衛·弗裡曼和吉娜·洛克不加任何掩飾地直接告訴迪斯馬斯·哈迪，他們倆要直接從餐廳到弗裡曼在梅森的住所去查閱一些文件資料，弗裡曼會晚點回辦公室。
如果哈迪不介意的話，就代為轉告菲利斯一聲。
“樂意效勞，大衛。
我可以找到任何借口，就是想聽到菲利斯那美妙的聲音。
”
獨自一人回來，走進辦公樓大廳的時候，哈迪還在慶幸自己剛才管住了嘴巴，沒有對大衛和吉娜那個經不起推敲的研究文件的借口多嘴。
耳邊響起菲利斯悅耳的聲音時，他才從這件事中回過神來。
菲利斯叫住他說：“《舊金山紀事報》的埃利奧特先生讓你盡快給他回電話。
”
“謝謝，他有沒有說過是什麼重要的事嗎？”
“事情重不重要他倒沒有說，但我想可能重要吧。
”
哈迪走到來賓接待台前，像往常一樣斜靠在台邊上。
菲利斯對他這個随随便便的樣子一直都看不順眼。
但現在，對他接下來的表現更是厭煩透頂。
哈迪笑嘻嘻地盯着她說：“你為什麼這麼說？”
“什麼為什麼？”菲利斯避開他的目光，瞪着哈迪那兩隻交叉着放在台面上的胳膊。
在她看來，他一定又是想什麼歪主意。
“你為什麼認為那是重要的事情呢？”
由于工作原因，菲利斯長期受到弗裡曼的教導。
對她而言，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循規蹈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哈迪是那種不可教化的人，做什麼事都大大咧咧，無章法可言。
因此，她盡可能保持那種純職業化的面孔來面對他經常性的無理取鬧。
菲利斯明白哈迪是在存心糾纏她後，再也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緒了。
她氣惱地歎了口氣，盡力想讓自己露出禮節性的笑容，卻沒能做到，她不耐煩地回道：“我想打到你辦公室找你的電話都是重要的，哈迪先生。
埃利奧特先生在他上班時間給你打電話，要你盡快給他回電，這一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
“他可能隻是想跟我聊聊而已。
事情就是這樣，你知道嗎？”
菲利斯當然也知道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要不我再打電話問問他？”
“有必要這樣做嗎，菲利斯？”哈迪向後退了一步，把胳膊從台子上移開了，贊許地看着她說，“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上班時間你本該專心工作的。
好吧，我不會向大衛告你的狀的。
”當哈迪轉身上了通往他辦公室的樓梯時，菲利斯還呆呆地站在那兒，對哈迪剛才的放肆錯愕得不知如何應對。
“哦，對了，說到大衛，他讓我跟你說一聲，他會晚一點到辦公室。
他要和洛克小姐‘處理一些文件資料’。
盡管我以前并沒有這麼說過，但我還是得這麼說。
”哈迪走着走着又回頭對菲利斯說。
“說什麼？”菲利斯不解地問道。
突然，哈迪意識到自己已經把她折騰得夠戗了，或者說基本上已經夠了，再說下去或許就過火了。
他用手指着樓上說：“沒什麼。
聽着，我們之間的這次聊天讓我感到十分愉快。
但現在我得趕快跑回辦公室給埃利奧特先生回電話，他可能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找我。
”
哈迪的辦公室就像僧人的居室一樣，陳設十分簡陋。
在一個工業化高度發展的時代，他這樣的辦公環境和條件讓人感到意外和驚訝。
一邊的牆邊上立着灰土土的鐵皮檔案櫃，地上鋪着北非柏柏爾風格的地毯。
朝向蘇特大街的兩扇窗戶上挂的是式樣過時的百葉窗。
通常他隻是随意地把它們高高卷起來，或者完全放下來，然後就不管不顧地長期保持不變，因此也說不上它們在這兒到底能起什麼作用。
牆上的裝飾物中除了一張印有大猩猩新家園——太平洋貝爾公園——的海報宣傳畫和一幅西拉俱樂部的挂曆外，其他的無一例外都是他兩個孩子——瑞貝卡和文森特——的照片。
一張标準尺寸的淺色木質辦公桌上，擺着一部電話機，一張弗蘭妮的相片，一沓大号的吸墨紙，一盆垂到地面的綠蘿和一隻立式台燈，除此之外，别無他物。
另一面牆邊的洗手池旁，牆上裝有一個四層的簡易書架，上面擺滿了法律方面的工具書和一些活頁文件夾。
書架下的地面上放着一個面上貼着一層薄薄的硬塑料皮的小櫃子，上面擺着一隻用大塞子塞住的玻璃瓶，裡面裝着一隻幹的河豚标本和輪船模型。
這個工藝品是他從家裡帶來的，多少讓這個小小的角落看起來有了點生氣。
瓶子旁邊倒放着幾隻玻璃杯。
緊挨洗手池邊上的牆上裝有一個抽紙器。
辦公室的沙發和椅子都是實用的“西爾斯”牌人造革家具，連咖啡桌也是六年前與沙發、椅子一起買回來的。
辦公桌對面的牆上，靠近房門的地方挂着他的圓形飛镖盤，地上放着的一條銀色的收镖帶，表明投擲飛镖的距離是八英尺。
鎢金制作的藍色飛镖釘在镖盤上，兩支在靶心上，一支在二十分位置上，這還是他上次投的。
哈迪剛打開門電話鈴就響了起來，他快步走到辦公桌旁，按下了電話機的免提通話鍵。
“喂。
”
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