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的是右眼看上去稍微有點下垂。
“那他也會是個非常有雅興的罪犯，對不對？”特雷娅·根特問道。
“史無前例，”格裡斯基表示贊同，“但怎麼說這也是個不幸。
幸運的人都在忙着為将來打算。
”上尉雙手抱拳放在桌上，與地區檢察長隔着兩個座位，旁邊是他的妻子特雷娅·根特。
迪斯馬斯·哈迪發話了，“它是在喜餅中被發現的，阿布，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幸運的。
”
“那麼如果一隻臭蟲在喜餅裡又怎麼樣呢，那它也會是幸運的嗎？”
“哎，夥計們，夥計們，”舊金山的法醫約翰·斯特勞特伸手示意他們停止争吵，又扶了扶鼻梁上架着的眼鏡。
這位清瘦而謙卑有度的南方紳士把他手中的喜餅壓碎，看着裡面掉出來的白紙片說：“現在這兒還有一句吉言：‘你将在你所選擇的行業裡獲得成功。
’”他環顧了一下桌上的人，接着說，“我不明白這又會是什麼結果。
”
“我認為你已經處在你所選擇的行業裡了。
”洛克回應道。
“是的，沒錯。
”斯特勞特說，“該死，那又怎樣？”
大家都對此報以一笑，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傑克曼再次開口。
“這也是我想問的，約翰，現在怎麼樣呢？”
他掃視了一下聚在他周圍的這群人，發現目前為止隻有兩個人在關于喜餅的争論過程中一直沒有開口。
一個是大衛·弗裡曼，七十歲上下，是哈迪的房東，也是本市最負盛名、光芒四射的律師。
另一個是傑夫·埃利奧特，四十出頭，因為患有多發性動脈硬化症隻能坐在輪椅裡，是《舊金山紀事報》“城市談”欄目的專欄作家。
現在講話的這個就是弗裡曼。
“這一切都是清楚的，克拉倫斯。
你讓帕納塞斯醫院給市裡送來一千三百萬美元的賬單作為他們提供的醫療保險服務的代價，但實際上他們在過去四年裡就沒有發揮過相應的服務功能。
他們要求全額付款，包括利息，時限大概為六十天。
他們稱自己因資金困難面臨着崩潰的困境。
這不過是赤裸裸的勒索行徑，即使你欠了他們那些錢，這樣說也不為過。
”
“這是無稽之談。
”瑪琳·亞什說。
弗裡曼不以為意地聳聳肩回答道：“那好吧，就退一步說好了。
你以詐騙的名義公開控訴他們那群貪心的驢子，讓他們關門得了。
”
“不能那樣幹，”正在用牙簽剔牙的傑克曼聽到這兒插了進來，“我是指讓他們關門這件事。
雖然我已經着手考核其他一些服務提供商的相關情況，但無論如何這件事不會很快就有結果，得一步一步慢慢來。
毫無疑問，今年是不可能了。
再說了，帕納塞斯醫院的合同還有兩年才到期。
”
“你提到的這些提供商，哪一個都說不是最好的，我說得對吧？”哈迪問道。
“你在給‘最’字下定義，”傑克曼俏皮地做了個鬼臉，“但願能有一些改觀吧。
”
特雷娅将手搭在她上司的胳膊上，說：“那我們為什麼不讓他們破産呢？僅僅是因為我們沒有給他們付款嗎？”
“我們壓根就沒打算給他們付款，”瑪琳·亞什答道，“但我們也不會讓他們破産。
他們破産了，誰來照顧各位的身體健康呢？”
“那現在誰又在照顧他們呢？”洛克反問道。
此話一出，桌上一下子安靜了下來。
在醫療健康服務問題上，舊金山實行的是這樣一種辦法：全市的就業者在醫療保險問題上都可自行選擇，具體取決于個人對不同層次醫療服務的需求，這樣說來也再簡單明了不過了。
人們都願意在自身的健康問題上多掏腰包來獲得更好的機會和更多的選擇。
理論上，這種機制是有效的，因為即便是像帕納塞斯這樣的醫院提供的最低費用的醫療服務也可以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
但任何人都覺得那還不夠，這一點誰也不會感到意外。
“帕納塞斯就不能借到足夠的錢維持下去嗎？”格裡斯基問傑克曼。
地區檢察長搖頭說：“他們說這不可能。
”
吉娜·洛克急着想接話，結果被嘴裡的一口咖啡嗆着了。
“他們能夠獲得一筆貸款，相信我。
”她說，“可能不是一筆大數目，但幾百萬美元或是再多一點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
“我聽說，”傑克曼說，“他們的情況是這樣的：他們無力償還任何債務，每天都在虧損。
況且根本問題在于，如果市政當局付清欠他們的款項，他們也就用不着去貸款了。
”
“市政府沒有欠他們錢，”瑪琳·亞什重複道，“我是這樣認為的。
”
“你能證明嗎？”格裡斯基出于警察的職業習慣總是想看到證據。
“我打算，”亞什說，“回過頭去審查原始票據。
”
“把它們交給大陪審團。
”哈迪嘴裡說着，手也沒閑着，掰開了一個喜餅。
亞什冷酷地點頭說道：“那正是我在考慮的事情。
”
“那他們怎麼能說他們已累積欠賬一千三百多萬美元卻從來沒見欠賬回籠呢？”洛克問道，“這也是我想知道的。
”
傑克曼轉過臉看着她。
“事實上，那是相當聰明的做法。
他們稱自己與市政府簽訂的合同包括了門診病人的艾滋病治療、精神健康、戒毒咨詢和健康理療等服務項目，并且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向患者提供上述服務，卻沒有得到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