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貴族“略”有不同的，是他在應酬飲宴之際，會“順便”觀察豪門巨室的地形地物，也“順便”檢視主人的财富珠寶，以便夜晚再來“光臨指教”。
仔細看這些故事，他從來不偷窮人的錢财（真實世界的犯罪并不是這樣，窮人之間相互偷竊的機會更加常見），這是他的“社會正義”之一；他偷竊的對象一定也有一些道德上的不完美（為富不仁的人被偷了，不值得同情，隻宜大快人心），這是他的“社會正義”之二；他偷竊時并不傷害無辜（不像真實世界的犯罪，常常順便施加暴力于受害者身上），這是他的“社會正義”之三；有一次拉菲茲偷到東西，卻發現它正是大英博物館失竊的國寶贓物，他竟然像所有的“好公民”一樣，把贓物（偷偷地）歸還國家，這是他另一個社會價值觀的線索。
也就是說，福爾摩斯和拉菲茲絶對不是對立的角色，他們是“相似的”角色；他們都是資産階級社會價值的守護者與實踐者（别忘了，拉菲茲後來是在波耳戰争中為國捐軀）。
隻是在同一階級認同之下，福爾摩斯是“嚴肅的”社會中堅，而拉菲茲是“淘氣的”社會菁英，一個中間偏右，另一個中間偏左，他們的比較關系應該做如是解。
我唯一看到兩個角色的最大差異在于他們對“社交”的不同态度，福爾摩斯是一位相當孤僻的人，與外在世界的聯系多半建立在情報的搜集分析上（小說一再描寫他钜細靡遺地讀報紙，并且運用街頭小孩打聽消息），他不參加宴會、不交朋友（華生醫師變成朋友是個意外，不是嗎？），更不會沒事周末到其他貴族家中聚會打獵（除非是受邀辦案），也沒看到福爾摩斯除了“打擊犯罪”以外從事什麼運動（他似乎精于擊劍與拳術，但沒看過他周末與人練習）。
相反的，拉菲茲可就是一位“社交動物”，他熱愛玩團體運動的闆球（有一次一位有錢人因他闆球高手的身份待之以禮，他竟然因此“知遇”打消行竊念頭）；而每個周末他更幾乎都在有錢人家做客，宴席不斷，派對不歇，或者就在俱樂部裡輿他人閑談。
拉菲茲對于朋友的态度也比福爾摩斯熱情得多，福爾摩斯和華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型，知性的交往勝過感性的交流；拉菲茲與小兎寶則情緒起伏極大，熱情的時候，拉菲茲叫他：“我忠實的小兔子”（MyFaithfulRabbit）；沖突的時候，小兎寶對他可以是“帶着新的恨意與鄙視”，簡直像一對新陷入戀情的情侶。
推理小說真正對“犯罪”的态度産生根本的變化，我覺得還是要等到美國小說家達許·漢密特（DashiellHammett，1894-1961）等人的出現，才給了推理小說徹底翻新的哲學與态度；在那個被稱為“犯罪小說的美國革命”的創作風潮裡，我們才看到對犯罪全然兩樣的了解，對犯人的人格與動機，對偵探的角色與功能，也才能提出根本不同的诠釋與路徑。
不過，這是另一個很長的故事，也許我們在這裡并不宜說得太多。
有趣的是，福爾摩斯和拉菲茲都在推理小說史裡流傳了下來，成為兩個傳統；福爾摩斯成了“大傳統”，拉菲茲成了“小傳統”。
在福爾摩斯的主流底下，一條不絶如縷的拉菲茲創作持續在我們的閲讀活動中。
除了我上面介紹的拉菲茲式的創作外，在赫爾南死于一九二一年後，先有貝利·普隆尼（BarryPerowne，1908-1985）繼續以拉菲茲的角色創作直到二次大戰前；五〇年代，艾勒裡·昆恩又邀普隆尼複出，重寫變得有點“羅賓漢”味道的小偷神探拉菲茲。
七〇年代，又有大衛·佛萊契（DavidFletcher）重寫拉菲茲短篇。
拉菲茲，以一個暗夜之賊的出身，在閲讀史上能得這麼多讀者的支持，也可算是不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