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說的那樣，走進了辦公室，完全進入了角色，因而給人的感覺好像我是一位還不大熟悉他那間新辦公室的優秀記者。
根本不熟悉。
他的私人照片、他鑲在鏡框裡的證明書、他的職業證明、鎮紙及記事本，可能不是散放着便是挂在牆上，兩個文件櫃擺在辦公桌兩側，好似古廟前那兩根位置對稱的柱子，他可能會筆挺地坐在椅子上，像個當兵的，他以前真就是個當兵的，他的小平頭令他看上去像位老“綠色貝雷帽”，但一眼便能看出：在這間辦公室裡他仍然感到不習慣。
可話說回來了，哪間辦公室能習慣他呢？他的模樣會讓雕刻家用手持式鑿岩機把他臉上的棱角、突出和多餘的部分統統敲掉。
在鎮子裡，他的綽号多得都快淌出來了——石頭臉、槍靶子、閃光眼——要不，就如為葡萄牙老漁夫所常稱呼的，叫飛毛腿。
很明顯，鎮子裡的人還不大買他的賬。
他可能已當了六個月代理警察局長，不過前任局長的影子依然浮遊在辦公室的上空。
前任局長在這兒幹了有十來年，他曾是個本地的葡萄牙人，那時候他常常利用晚上的時間來研習法律，終于，他爬進了馬薩諸塞州司法部長的辦公室。
如今，鎮子裡的人都用贊美的詞語去追憶前任局長，您别忘了，這兒是普羅文斯敦，一個情感淡漠的所在。
我并不太了解雷傑西。
從前，如果他來我的酒吧，毫無疑問，我會當場認出他來。
那個大塊頭能讓他當上職業足球運動員。
他的眼裡撲閃着好鬥的神色，這一眼就能看出來：我的上帝，好鬥的精神同用不規則的碎塊拼成的軀體結合在一起了。
看上去雷傑西就像是個不肯服輸的基督教運動員。
我唆這麼多是因為，說真的，我琢磨不透他。
就像我不能總以清醒的頭腦去迎接新的一天一樣。
他的性格詭谲多變，認識他的人也很難正确地描述他。
這以後我将為你提供一些細節。
現在，他以軍人的風度把椅子朝後一推，從桌後走了過來，拉了把椅子給我。
而後，他以很關心的樣子盯着我，活像個将軍。
要是他忘了感情也算是當警察的一件有力的工具這句名言，他會悔恨不已。
比如，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帕蒂·拉倫怎麼樣啦？你得到有關她的消息了嗎？”
“沒有。
”我說。
他這不起眼的一句話把我拼死命裝成的記者姿态給挑破了。
“我沒調查，”他說，“但我發誓，昨晚我看到了她。
”
“在哪兒？”
“鎮子西頭，防護堤附近。
”
那兒離望夫台酒家不遠。
“聽說她回鎮子來了，”我說，“這真有趣，可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點上一支煙。
我的脈搏跳得很快。
“我瞥見，在我的大車燈剛剛夠得着的地方站着個金發女人。
大約有三百碼遠吧。
也可能是我認錯了。
”他說話的神态告訴我，他一點也沒認錯。
他掏出一支方頭雪茄，點上，拿出電視廣告上男子漢常拿的姿勢吸了一口。
“你妻子，”他說，“是位迷人的女人。
”
“謝謝誇獎。
”
今年八月，有一個星期，我們每晚都舉辦“待在水中直至天明”宴會（那位黑先生已探查出我家的狀況）。
在一個狂飲的夜晚，我們結識了雷傑西。
因為抱怨太吵鬧，阿爾文親自來了。
我敢肯定，他聽說了我們的宴會。
帕蒂迷得他神魂颠倒。
她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醉鬼，嬉皮士，男、女模特兒，半裸者及穿戲裝提前歡度萬聖節的那些人——為了向警察局長雷傑西表示敬意，她把立體音響的音量擰小了點兒，接着，她對那阻止他喝上一杯的責任感表示厭煩。
“阿爾文·路德·雷傑西，”她說，“這名兒可真叫絕。
你别辜負了它，小子。
”
他咧嘴笑得就像榮譽勳章的獲得者得到伊麗莎白·泰勒那有紀念意義的一吻時所表現的那樣。
“在馬薩諸塞州你怎麼能有阿爾文·路德·雷傑西這個名字呢？它可是明尼蘇達州的人名啊。
”她說。
“噢，”他說，“我爺爺是明蘇尼達人。
”
“我告訴你什麼啦？别和帕蒂·拉倫拌嘴。
”她當即邀他參加我們下一次晚上的宴會。
他下班後來了。
宴會結束時，在門口他告訴我，說他玩得很開心。
我們談了起來。
他告訴我，他的家仍在巴恩斯特布爾（巴恩斯特布爾離這兒有五十英裡遠）。
我問他，在夏季狂亂的毆鬥中，他工作于此是否有些魚不得水之感。
（我知道，隻有在普羅文斯敦你才能問警察這樣的問題。
）
“沒有，”他說，“我自己要求幹這項工作。
我想幹。
”
“為什麼？”我問他。
聽别人說，以前他是專抓違反麻醉品法規的罪犯的便衣警察。
他不談那個。
“喔，人們都說普羅文斯敦是位于東部的西部放蕩區。
”他說，像馬似的嘶嘶笑起來。
打那以後，每當我們舉辦宴會，他都來待上幾分鐘。
倘若宴會從當晚一直延續到第二天晚上，那麼我們會再次見到他。
要是不當班，他會喝上一杯，心平氣和地同幾位客人聊聊天，然後離開。
就有那麼一次他露出點兒馬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