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海中了。
今晚，大海就彌漫着這樣的大潮。
海水有氣無力地上漲着，就好像我們這兒是熱帶地區，可我知道大海是涼的。
在這間黑屋子那扇完好的窗戶後面，壁爐内的火苗漂亮得足可以印在明信片上。
我坐的那把椅子散發着冬天将臨的氣息，因為它有塊擱闆，一百年前人們就在學習室裡使用這種擱闆：一塊由折頁連起來的大大的圓形橡木闆，要坐時你隻要把闆子往上一擡就行了，待你坐下後，它便又恢複了原狀，支在你右肘下邊，你可以把它當作喝酒的桌子來用。
望夫台酒家可能是專門為我開的。
在秋天裡寂寞的晚上，我喜歡自負地幻想，幻想我是個腰纏萬貫的現代大亨式海盜，隻是為了娛樂才開了這麼個小店。
那頭兒的大飯店我可能很少光顧，不過這家牆上鑲了闆子的休息室和配有女招待的小酒吧卻隻是為我一人開的。
私下裡我想，别人有什麼權力到這兒來。
在十一月份，要保持這種幻想并非難事。
平時，夜裡靜悄悄的，大部分就餐者都是來自布魯斯特、丹尼斯及奧爾良等地的白人，是些上了歲數的，為人還不錯。
他們從家出來就是想找點刺激。
他們發現，冒着風險把車開出三十或四十英裡到普羅文斯敦這件事兒本身便足以令他們激動不已了。
夏季的回聲并未使我們那難聽的名聲好聽多少。
那些在象牙塔尖待過的人——也就是說，每一位白人退休教授與退休了的公司高級職員——看上去都不想在酒吧間裡逗留。
他們朝餐廳走去。
我穿着一件粗藍布夾克衫，人們隻要看我一眼就會轉到飯桌旁。
“親愛的，不在這兒喝，”他們的太太會這樣說，“吃飯時再喝吧。
我們都要餓死了！”
“對，乖乖，”我會自言自語咕噜道，“都要餓死了。
”
在那二十四天裡，望夫台酒家的休息室就成了我城堡的主塔。
我坐在窗子旁邊，盯着爐火，注視着海潮的變化；四杯波旁威士忌、十支香煙、十幾塊乳酪餅幹（這是我的晚飯！）下肚後，我便覺得我頂差也該算是住在海邊的受了傷的貴族。
作為對凄怆、自憐與絕望生活的回報，我酒性大發，想象力又回到了我身上。
不管在這種保護下它們是多麼不平衡，它們畢竟還是回來了。
在這間屋子裡，順從的女招待令我酒性大發。
無疑，她很怕我，盡管我說的最富于挑逗性的話也不過是，“請再來一杯波旁威士忌。
”但我知道她為什麼不安。
她是在酒吧間裡工作，我在酒吧間裡幹過好多年呢。
她認定我是個危險分子，我尊重她這一看法。
我良好的舉止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
在我做侍者的那些日子裡，我也時刻注意像我這樣的顧客。
他們從不給你添麻煩，可一旦添起麻煩來，你那間屋子就将變成一堆垃圾了。
我不認為我是那種人。
可我怎麼能說女招待在這種急切期待的心緒下就沒有照顧好我呢？我想得到多少關照，她便給我多少，給予我所需要的一切。
經理是位年紀輕輕而又談吐文雅的小夥子。
他決心讓小店保持創辦期的風格。
我倆已相識多年。
隻要有我那位殷富的太太陪我來這兒，他就會把我當作本地貴族的了不起的代表，無論帕蒂·拉倫喝醉時是如何的吵鬧：财富絕對抵得上這些！由于隻剩我自己了，我進來時他向我打聲招呼，往出走時他和我道聲再見，而且很明顯，他是以老闆的身份決定讓我完全獨自一人地待在這兒的。
結果便是，沒有什麼人到休息室裡來。
夜複一夜，我愛怎麼喝就怎麼喝，醉成什麼樣都行。
直到現在，我還承認我是個作家。
然而從那頭一天起我就沒寫出什麼新東西來。
三個多星期過去了，我還是一個字都沒寫。
我們可能會以為，把某人的處境視為嘲諷的笑料并非什麼樂事。
但是要知道，當圓圈合起來時，嘲諷就也成了一座土牢。
當我沉浸于尼古丁的懷抱時，最後一次戒煙的成功使我丢棄了寫作。
戒煙讓我喪失了寫作能力，我甚至一段兒也寫不出來了。
因而，戒煙以後，我不得不重新開始學習寫作。
既然我已經取得這樣的成績，那麼就不能在戒了煙之後再抽煙，免得捂滅那文學創作的星星點點靈感的火花。
或者是因為帕蒂·拉倫出走了的緣故？
這些天來，去望夫台酒家時我總是帶着個筆記本兒。
喝醉了，我就在原來那些字上再加上那麼一行兩行的。
原來那些字是我心情稍好些時寫下的。
有時，當觀光者和我一塊兒在同一間屋裡喝開胃酒時，我對那些妙言妙語的贊美，或是對現在聽來同老酒友的車轱辘話一樣乏味的嘲弄，聽上去都可能既稀奇古怪又生氣勃然，就和狗叫差不多（根本不顧及休息室的體面）。
它也不管身邊有沒有人，反正叫給你看，叫得你不得安甯。
我喝得酩酊大醉，擰着眉頭琢磨着連我自己也認不清的筆記，然後，當我又看到這些灌滿了酒精的曲裡拐彎的字兒變作了一篇可讀的文章時，我就會高興得笑出聲來，這能說我是在人前賣弄學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