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得挺來勁兒。
”
他停了一會兒。
“蒂姆，今天下午你能來一趟嗎？”
父親總是教誨我要我謹記：每當懷疑閃過你的腦際時，你便應假設某種敵對行動正在策劃中。
接着，就該迅速采取行動。
因而，我說，“為什麼不能上午去？”
“現在該吃午飯了。
”他以責備的口吻說。
“啊，該吃午飯了，”我說，“那好。
”
“眼下我正同市鎮行政管理委員會的一個人喝咖啡呢，你過會兒來吧。
”
“行。
”
“蒂姆？”
“對，是我。
”
“你怎麼樣？”
“我想我還可以。
”
“你打算沖洗一下小汽車嗎？”
“噢，基督，昨晚我鼻子淌了好多血。
”
“是啊，那麼，你的一些鄰居該算是善意窺探者協會的成員了。
聽他們打電話時的那種口氣，我推想你可能砍下了誰的胳膊。
”
“我最讨厭這種事。
你幹嗎不來取個樣呢？你可以化驗我的血型嘛。
”
“得了，你讓我喘口氣兒吧。
”他笑了起來。
那是一種真正警察所發出的笑。
扯着嗓門高聲尖叫，好像這行為同他身體的其他零件沒一點關系似的。
跟你說吧，他笑的時候，臉繃得就像是用花崗岩做的一般。
“行啊，”我說，“怪事兒。
要是你的鼻子也愛流血的話，你該怎樣做個成年人呢？”
“噢，”他說，“我會照顧好自己的。
十杯波旁酒下肚後，我喝水時一定十分小心。
”謹小慎微為他提供了午飯時間。
他嘶叫了一聲，把電話挂了。
我将小汽車裡面清洗了一番。
那攤血摸上去似乎并沒有廚房裡那堆狗屎危險系數大。
我的肚子也對喝下去的咖啡感到有些不适。
我不知道是該對鄰居的厚顔無恥抑或是他們的無中生有憤慨萬端呢——究竟是哪一個——還是真的存在着那種可能性，即我神經錯亂得把一位或另外一位金發女人的鼻子給打出了血。
或者更糟。
你是怎樣将一隻胳膊砍下來的呢？
令人尴尬的是，我那喜好挖苦的一面，那可能是專門為了幫我熬日子而設計的一面，在該說的都已說完時，竟然變得虛假無用，不大起眼，就像輪盤賭上的一個空格。
還有三十七面。
我也漸漸相信了，右面座位上那攤血不可能是從誰的鼻孔中流出的。
它實在太大了。
這份苦差令我相當不快。
所以擦了沒一會兒，我便不想幹了。
血，同任何一種自然力量一樣，要發話了。
血總是說着這麼一句話：“所有活着的人們，”現在我聽清了，“争取再活上一次吧。
”
我就不對你細說我是怎樣用一桶桶水來洗淨座墊布與安全帶的了。
我忙活這份苦差事時，有兩位鄰居打我身邊走過，我們友好地交談起來，我告訴了他們我鼻子流血的事兒。
正是那時，我決定要到警察局走一遭。
實際情況是，倘若我将那輛小汽車開到警察局，那麼雷傑西一看見便可能把它扣下來。
蹲監獄那三年，有時半夜醒來，我實在搞不清我是在哪兒。
這也無所謂，更令人心寒的是，我明明知道自己在哪兒，在監獄的哪個分區，在哪個監号，但我不願承認這一現實。
給你的東西不允許你再給出去。
我會躺在床上，盤算着請個姑娘去共進午餐，要不就是決定租條獨桅艇出去兜兜圈兒。
告訴我自己，說我不是待在家裡而是被囚于佛羅裡達州一座警戒得很不森嚴的監獄的牢房中，對我說來，這并沒有多大好處。
我認為，這樣的事實應屬于夢幻的一部分，因而離我還太遠。
我能根據一天的計劃行事，倘若那個暗示我正蹲監獄的夢境不執拗地堅持要辨明真相的話——“夥計，”我會對自己說，“搖落這些蜘蛛網吧。
”有時直至中午，我才能回到真正的生活之中。
隻是在這時，我才會意識到，我是不能請那個姑娘吃午飯的。
眼下，與此相似的東西正捉弄着我。
我有一個我也解釋不清楚的刺花紋，有一條非常怕我的好狗，我有剛被洗去血迹的車座，有個昨夜可能見過也可能沒見過的丢失了的老婆，我還有位令我的家夥不斷而緩慢地勃起的來自加利福尼亞的經營房地産的中年金發女人，但是，在我走向鎮中心時，我所想的是，阿爾文·路德·雷傑西找我去一定有某種滿有道理的嚴肅的目的，因為他為此而打攪了一個作家的工作。
二十五天來我一個字也沒寫，不過我不在乎。
其實，像在監獄裡度過的那些我很難分清是夢幻還是現實的早晨一樣，現在，我就如一個被拽出來的空口袋，根本沒考慮到我自己，這情形恰似一名演員，他抛棄了妻子、兒女、債務和錯誤，甚至也抛棄了他的自我，去扮演他的角色。
實際上，我正在觀察一位新的人物，他走進了市鎮大廳地下室雷傑西的辦公室，因為，我像個記者似的推門走了進去，就是說，我盡最大努力使别人認為，警察局長所穿的衣服、所做的表情、辦公室内的家具以及他所說的話，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同即将放入一篇特寫中的詞組的重要性不相上下，該特寫分成八大段，每段長短幾乎一樣。
我，正如我